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问责，提高问责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条例》实施3年来，问责持续深入、内容和方式不断创新，为完善问责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实践中也出现了问责不到位、程序不规范、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影响了问责工作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其中，既有问责不严、避重就轻的问题，也有问责泛化、简单粗暴的问题；既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也有问责尺度把握不一的问题；既有简单问责下级代替自己整改落实的问题，也有以追究直接责任代替追究领导责任的问题；既有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等没有根除的老问题，也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断凸显的新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新修订《条例》坚持对症下药，完善问责机制，查堵偏差漏洞，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着眼于分清责任、严肃问责，在问责原则中增加了“权责一致、错责相当”“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等内容。为防止问责虚化，新修订《条例》还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并强调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据介绍，起草组在调研中发现，缺乏对问责程序的详细规定，是导致问责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修订《条例》增加了对问责程序的具体规定，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各个环节对问责工作予以全面规范，规定启动问责调查和作出问责决定应当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问责事实材料应当与调查对象见面，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调查结束后应当集体研究形成调查报告，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强调问责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责任分明、程序合规、处理恰当。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申诉的权利及程序，规定对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的，及时予以纠正；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该负责同志表示，修订旨在努力做到严肃问责、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作用，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既强化责任担当，又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问责的目的不是将问责对象一棍子打死，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如何体现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坚持原则、严格问责，推动责任落实，又区别情况、分类处理？

　　对此，新修订《条例》作出了相关规定：一方面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该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任，该追究到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问到什么程度就问到什么程度，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特别强调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等，都应当严肃问责。另一方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精准把握政策，区分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理：对于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等情形可以不予问责或者免予问责；对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等情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对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等情形，则规定应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

　　为激励被问责干部继续奋发作为，新修订《条例》专门规定，要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用。

　　“《条例》树立了鲜明的干事创业导向，通过精准规范问责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该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新修订《条例》的贯彻执行、跟踪调研，规范和完善问责工作，更好发挥问责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本报记者  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