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渐褪私欲膨胀 恃“功”自视“法外之人”
无论是在庭审现场，还是在供述和自书材料中，两起案件的被告人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
正如于有峰所言：“我不断深深地检讨自己、审视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在镇江充当现场“指挥”的白俊国，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安置到河南巩义一家地毯厂工作，后来到邮电局工作。2001年，他因企业改制下岗后，一直打零工谋生。
2017年之前，白俊国都没有参加过非法上访。当年5月，他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群，并参加了一次非法上访，得到了5000元现金。
“当时思想起了很大变化，逐渐脱离最初的安置诉求，往金钱、利益上看得比较重。”白俊国供述。
此后，他开始打着“退役军人”旗号以访牟利、以访为业，自封“全国退役军人秘书”，串联各地人员非法聚集，以过生日、集体签名等名义召集“搞活动”，向各地政府施加压力，一两年内先后索要钱财共计43万多元。
“钱来得太容易了。只要想要钱了，就找个名义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聚集。”白俊国说，“有几个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我搞聚集，一次给我5万元，给了3次。”
证据显示，从镇江被劝离后，白俊国觉得“不能白来”。不久后，他重返镇江，谎称丢了现金和手机，要挟政府工作人员给了他2万元“路费”。他还买了一台6500元的手机，胁迫政府工作人员为其付款。
同为镇江现场“指挥”的高建辉，2018年4月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群后，对照各种信息盲目攀比，心理逐渐失衡。
“突然觉得我可以肆意妄为，想找哪儿就找哪儿，因为我拿着退役军人的身份。”高建辉供述，他开始参加上访活动，在河南漯河非法聚集事件中充当“指挥”，并凭借这一“资历”在镇江接任现场“指挥”。他还将微信名改为镇江事件指挥，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为何要屡屡挑头闹事？高建辉有着自己的目的，“如果你个人闹得比较厉害，很可能就优先给你解决。”
抱着类似想法的人还有更多。白俊国供述：“我去镇江声援就是奔着‘总指挥’去的，目的是提高我的知名度。”牛伟浩供述：“提高自己的威望以后，我就会一呼百应，全国老兵都会来支援我，我以后和政府谈判时说话更有分量。还有，我做电梯生意，认识更多人，接触地方领导，对今后的销售也有好处。”
公诉人指出，对于这些被告人，其实各地政府一直在努力关心照顾他们。有的被告人退役时，当地政府按照当时政策给他们安排了当时条件较好的工作，有的遇到生病住院、房屋损坏以及其他生活困难时，当地多次给予补助救济。很多非法聚集人员对国家给予自己的待遇是满意的，但仍然有一些人想和政府谈条件，希望政府能够突破政策界限，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诉求。
“政府对我越好，我越觉得政府是欠我的，提出的要求就变本加厉。”参与漯河、镇江、平度等多起非法聚集事件的张小龙供述。
他供述，2005年，自己转业至江苏无锡，签订了放弃安置协议书，领取了自谋职业金。后来，他开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关闭，便开始无理上访，提出给他行政编制、给他60平方米房子、给他租1000平方米厂房、给他办理50万元无息贷款等“八大诉求”。
事实上，张小龙心知肚明，有些诉求“站不住脚，是无理取闹”。然而，一旦没有如愿，他们便企图把事情闹大，甚至用暴力犯罪的方式要挟政府。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微信群里的口号就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这次平度的事，当时商量时都表示，必须抬高价码，必须联合起来对抗。”钟世峰供述。
45岁的钟世峰有过3年服役经历，在部队获得的荣誉和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让他逐渐产生心理落差。
“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过分放大自己的贡献，无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安置优抚工作付出的极大努力，对社会的认识扭曲，才造成今天的沉重代价。”法庭上，钟世峰的辩护人也分析了钟世峰的心态变化。
证据显示，钟世峰参加非法聚集上访的足迹遍布多个省市。他一次次获得“好处”，也总结出“经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必须要很多人参加，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多名被告人供述表明，“很多人参加”就是利用这一群体讲义气、重感情的特点，传递不合理诉求和非理性情绪，甚至编造谣言，煽动更多人聚集，“抱团”向政府施压。
正是这样的频繁聚集和互相影响，以及少数地方政府的无原则让步，钟世峰等人的思想越来越偏执，行为越来越极端，发展到组织煽动并积极参与非法聚集、暴力打砸，酿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我想我们的身份，政府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头脑发热，实施了打砸和伤人行为，现在非常后悔。”钟世峰在供述中说。
经查，18名被告人成分多样、背景复杂，其中多人有违法犯罪前科。
从退役到褪色，从退役人员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些被告人悔不当初。他们说，自己把党和政府的关爱当成妥协退让，错误地认为这是一次次聚集上访得来的，以为自己是拥有特殊身份的“法外之人”，军人本色渐渐褪去，法治意识渐渐淡薄，最终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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