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居民消费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开始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倾斜，生活质量、消费层次实现跨越式提升。

　　1．居民消费结构日渐丰富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持续增长。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311元，到2017年增长到2444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4%。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元增长到10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供给长足进步，中国居民消费重心由实物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看，1978—2017年，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57.5%降至28.6%，衣着支出比重从13.6%降至7.2%。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2010年以来三项支出比重之和保持在33%左右。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家庭人均消费中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7年的31.2%。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呈现明显增长，三项支出的比重之和从1985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34.2%。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以及上述三项支出的增加，共同反映出居民生活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倾斜的显著趋势。

　　2．生活消费质量明显优化

　　城乡居民的饮食品质逐年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单一，以主食消费为主。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种类日益丰富，城乡居民饮食更加注重营养，膳食结构更趋合理，食品消费品质不断提高。从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52千克降到110千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48千克降到155千克。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显著增加。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由13.7千克增至20.6千克，禽肉消费量由1.0千克增至9.7千克，鲜蛋消费量由3.7千克增至10.3千克。得益于居民膳食水平提高，中国人的体格发育和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衣着实现成衣化和时尚化，服饰日益成为现代生活品质的标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服饰鞋帽商品供给不足，城乡居民衣着十分简单，主要满足保暖御寒的需求，显著特点是“一衣多季”、“色彩单调”、“自制或裁缝做衣”，农村居民的衣着尤为明显。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购买的棉布、化纤布、呢绒和绸缎合计为18.3尺，人均购买棉花0.4千克，人均购买胶鞋、球鞋和皮鞋仅有0.3双。4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衣着需求发生了从“保暖御寒”向“美观舒适”的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的转变，从“做衣”向“购衣”的转变。居民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品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改革开放初期，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成为不少家庭婚嫁必备的“三大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耐用消费品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为新的“三大件”。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高度普及，微波炉、排油烟机、空调机、热水器等也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家用设备，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

　　电脑和手机作为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更加凸显了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现代化。手机的普及率由1995年的0.3部/百人提高到2017年的102.5部/百人，平均人手一部手机。个人电脑也走进亿万普通家庭，到201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80.8台，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29.2台。手机和电脑的普及，推动着中国互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网民规模全球最大。到2017年末，中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3.49亿户，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11.32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

　　交通出行条件显著改善。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7.5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19.3辆。高铁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方便了城乡居民的远距离出行。定制公交、商务快巴、旅游专线、社区巴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覆盖城乡，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3．居住条件实现革命性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农村，四处可见土坯墙加茅草盖顶的低矮住房，盖上几间砖瓦房是许多农民的生活理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持续加大住宅建设的投资力度，着力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难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住有所居”作为改善发展民生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保障型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农村困难户建房补助政策。2016—2017年改造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300多万户，对589万“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越来越多的城乡家庭告别低矮破旧、设施简陋的住房，迁入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几十年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已在不少家庭化为现实。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6.7平方米，到2017年增至36.9平方米，增长4.5倍；同期，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46.7平方米，增长4.8倍。居住质量也同步显著提升，在生活用水、厕所设施等方面实现了革命性的改变。2017年，城镇和农村住户管道供水入户比重分别达到97.7%和74.6%，这在几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使用卫生厕所的城乡居民户所占比重分别达到91.7%和45.0%，使用本住户独用厕所的户所占比重分别达到93.5%和95.4%。城乡住户改水改厕后更加方便卫生，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生活条件，是城乡居民生活现代化的标杆性指标。

　　4．旅游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元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见证了国人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2017年全国旅游总花费约4.6万亿元，是1994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据统计，2017年，中国人均出游达3.7次，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0亿人次，是1994年的10倍。与此同时，出国旅游成为新的时尚。1994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境占居民出境总人数的比例尚不足50%；2017年，因私出境居民1.36亿人次，占比超过95%。居民出游方式日益多样化。从国内游到出境游，从跟团游到自驾游、自由行，再到近年来兴起的无景点游、心理旅游、自组团游等，旅游从曾经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生活元素”，中国人进入大众旅游、全域旅游新时代。

　　四、教育事业实现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奇迹

　　教育关乎千家万户、关乎每个人的成长和未来，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1991—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由732亿元增长至4255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由2.8%上升至4.1%。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现代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形成，国民素质显著提高，教育事业取得大跨步发展。

　　1．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惠性的特点。在较长一个时期，中国义务教育没能实现完全免费。1982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62.6%。2006年9月，国家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7年春季开始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秋全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彻底实行免费，对教育事业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到2016年，中国小学净入学率99.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从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大幅扩大招生规模，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大众化。1978—2017年，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27万人增长到761.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45.7%，是1978年高考录取率5%的9.14倍；高校在校生人数从85.6万人增长到2753.6万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素质。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统计，在全国6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中，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达到13.9%，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26.0%提高到2016年的87.5%，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教育公平性不断改善

　　对于困难群体，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助学体系，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人群，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勤工助学、学校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免费午餐、学费减免等。2011年，中央财政拨款100亿元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每年投入160 多亿元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截至2017年，90%以上残疾儿童享有受教育机会；80%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