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压力下，一些企业想方设法拓宽就业渠道。辽宁阜矿集团针对当地煤矿锐减，职工技能单一等瓶颈，大规模转移职工前往集团下属的内蒙古白音华煤矿工作，目前已有6000多名职工前往；阜矿还将关闭产能的指标置换给宁夏两家煤矿，条件是这两座煤矿由阜矿组织矿工进行开采，投产后可安置1600人。

　　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还表示，各地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提高职工补偿标准，鼓励他们走向社会，真正为企业减负。河北奥宇钢铁公司去年停产退出，但关闭前因钢铁行业极度困难，职工一再降薪，这导致按关闭前工资水平计算出来的买断工龄补偿标准很低。最终公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额外支出3000余万元，将补偿标准提高一倍以上，让1400余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离开了企业。

　　在此轮去产能中，不少企业对国家奖补资金寄予厚望，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笔专项资金既“花不完”，又“不够花”，其补贴企业、安置职工的功能还有待更好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对山西5家大型煤炭企业的调查显示，财政奖补资金使用率较低。煤炭企业在使用专项奖补资金时，仅限于在册职工的安置，而大量非在册职工在安置时却用不上，导致专项奖补资金大量结存。更多企业则被奖补资金“不够花”所困扰。阜矿集团在过去两年共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6.6亿元，但辽宁省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因内部退养和工伤人员费用、离退休职工取暖费、停薪放假人员生活费等都需持续发放多年，剩余的奖补资金维持不了几年，后续支出存在缺口。此外还有很多安置费用不在奖补资金支出之列，安置负担尤为突出。

　　为解决资金瓶颈，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产能交易。去年，冀中能源集团交易了22处煤矿的产能置换指标。集团副总工程师高会春介绍，按照去产能相关政策，22处矿井共需安置职工1万余人，企业能获得国家奖补资金约4.2亿元；而通过产能指标交易，总成交价格达12.45亿元，是国家奖补资金的将近三倍。

　　“这让企业不再为‘钱从哪里来’而苦恼。”高会春说。

　　(本版稿件由记者王炳坤、梁晓飞、闫起磊、董雪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