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徘徊在会议室里，看到挂在墙隅的煤油灯。抵近看，斑斑旧迹，似乎还有昔日的煤油味。1945年9月23日上午，中共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这盏煤油灯，或许曾默默见证过在这里召开的“北撤会议”。其时，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县委书记和部队支队以上领导干部共三十余人。会议就集中船只为北撤渡江做好准备、从各部队抽调精干的少数武装和一部电台留在四明山组建“浙东工委”、建立公开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收回“抗币”处理物资、起草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等七项内容分别作出决定。

　　透过陈列着大会记录本的玻璃橱窗，重读七项决定，不难看到浙东区党委对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的坚决彻底，对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帮助配合过纵队工作的地方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群众的高度负责——这是何等敢于担当又顾全大局的政治品质，何等雷厉风行又从容不迫的工作作风，何等脚踏实地又谨慎细致的工作艺术！

　　一俟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心中早有打算的谭启龙便把准备留守浙东坚持斗争的主要领导同志留了下来。他深知，待纵队一撤，形势和环境就会恶化，他们自会遇到更多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困难。“你们务须高举党的旗帜，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装，这样，即使在环境十分严峻恶劣的情况下，亦能保存我党的骨干力量，以等待时机……”谭启龙的一番话，当是临行告别时的一种政治交代，字字掷地有声。

　　因了时间紧、任务重，尤其对收回浙东行政区为加强对敌伪的经济斗争而在根据地内流通的“抗币”，以免根据地人民遭受损失等政策性极强的一些事情的处理，“‘北撤会议’后的两三天，浙东区党委核心其实还开过一个碰头会，地点就在我家。”上虞丰惠镇退休干部、“北撤会议”旧址讲解员俞文治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有五六个人在我家堂屋，印象很深的是何克希司令，上身里面穿着白衬衫，外面是灰棉袄。他们是站着开会的，时间很短。”我相信，这样“站着开会”商量的绝不只是这一次，恰恰是这般不拘时间、地点和形式的高效率的碰头，确保了北撤前一些棘手问题的迎刃而解，从而为顺利北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快，《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拟就并刊登在《新浙东报》终刊号上。《告别书》虽字数不多，但明大义、道隐情、叙情谊、许愿心，即便今天读来，也依然催人泪下：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

　　“……八年抗战，我们中国人民的牺牲是空前巨大的，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全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中国的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因此，虽然浙东解放区是我们与大家四年多来共同流血流汗艰苦从敌伪手中夺回来建设的，我们对这块年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于浙东的父老兄弟姊妹具有真正骨肉之情。我们实在不愿离开你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要我们离开，只是为了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才不惜这样决定。我浙东新四军与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中共中央及本军军部这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完全拥护，并已决定即日坚决执行从浙东撤退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