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闯艰险，千里跋涉只为学。1938年2月，联大师生们从长沙出发，沿着3条线路南迁。

　　“步行的同学时遇狂风、暴雨，大雪漫天飞。常借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也曾宿荒村野店和破庙，雨雪交加时同学们以稻草为铺、油布避雨，尝尽艰辛。”已故西南联合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柴之棣生前回忆。

　　同年5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开课，8年的烽火岁月正式拉开帷幕。

　　日军的侵犯越来越近。联大的师生们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们或讲演，或从军，或著述，心中炽热的爱国之情演绎为实际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到达昆明，需要翻译人员。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的不能直接扛枪杆子上前线，但我们要支援抗战，可以办译员训练班，为抗日战争出力。译员训练班的教职员工从联大抽调，闻一多、潘光旦等人都参加了，华罗庚也去讲过课。”经济学家戴世光后来回忆道。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日本军队企图打通粤汉公路，对贵州独山发起猛烈进攻。哲学系学生黄枬森和200多名同学一起弃笔从戎。1945年初在昆明，他被编入炮兵师，不久又被空运到印度，当了汽车兵。黄枬森开吉普车、中吉普、十轮大卡车，在沙地、水中、模拟战场等特殊地形里穿梭自如，修车更是“不在话下”。半年后日本投降，黄枬森回到学校。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存亡之际，联大师生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据统计，西南联大师生从军的有1160多人，其中16人牺牲。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还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蓄须明志的闻一多听到胜利的消息后，剃掉蓄积了8年的胡子，泪水顺着脸颊悄悄滑落；张伯苓默默盛了一大杯酒，轻轻地抛洒空中，告慰为国捐躯的儿子的亡魂；从来滴酒不沾的华罗庚也醉倒在门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和风骨。拯救民族危亡，谋求国家生存，是他们为人为学的准则和前提。”云南大学教授张昌山介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