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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抗战饭店”有三,“阎家老店”居首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指挥中枢迁往重庆,阎宝航举家下榻重庆村17号。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思量。
当时的重庆,东北流亡者众,不少人食宿无着,重庆村17号俨然成为临时收容所。
在阎明光的记忆中,“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阎明光姐弟半夜常被母亲喊起来,把床让给客人。
当时重庆“抗战饭店”有三,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则居首。
主持“阎家老店”的阎宝航夫人高素全心支持丈夫,无怨无悔。阎宝航仗义疏财,来此下榻的客人不需负担任何费用,家里开销陡增。钱不够用时,孩子们常陪着高素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周恩来曾多次称赞高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阎明光回忆,为了救父亲手下员工的女儿,母亲摘下唯一的金戒指,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7个月大的孩子得以重生。
类似故事数不胜数。
经此家风熏陶,孩子们自幼便知慈悲。阎明光回忆,上小学的弟弟常饿着肚子跑来找自己吃午饭,一问,原来他把铜板给了家贫的同学。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包括沈钧儒、陶行知、范长江、李公朴等。
此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以其特殊身份作掩护,“阎家老店”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
在阎明复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二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颇为神秘。每次周总理来,总会到密室里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亲打扫房间。“当时我很奇怪,家里有人做饭,有阿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何必去倒这个痰盂呢?妈妈说,举手之劳么。”
阎明复后来恍然大悟,母亲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等痕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5年,却从未暴露。
1941年,大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归来,对外声称患肺结核回来治疗,实则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译电员。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1938年起,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阎明光回忆。
有人用“热闹非凡又惊心动魄”形容“阎家老店”,对更多亲历者,这里的底色是“温暖”。
曾举家投奔“阎家老店”的公安部办公厅原主任姚艮撰文回忆:“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亲朋的家……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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