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

　　回国战犯揭发日本侵略暴行

　　京华时报：这些战犯归国后做了哪些事情？

　　姬田光义：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归联，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去做证词证言，揭发日本侵略的罪行，他们还把强制劳工事件中在日本丧生的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同时让大量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回国，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还出版了比如《三光》《宽恕》《觉醒了》等书籍。

　　京华时报：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他们揭露日军侵略行为的言论如何处理？

　　姬田光义：抚顺战犯归国之时，日本正处于冷战体制之下，因此他们也被视为“受红色政权洗脑的中共爪牙”，遭受种种偏见、回避甚至迫害。与此同时，原来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成为了首相。在那样的政治社会形势下，“中归联”的成员们依然坚决揭露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所以遭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比如《三光》这本书，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揭露了日军“三光政策”的残酷。但是在右翼的攻击下，这本书被国家禁止停止出版了。中归联并没有屈服于右翼的攻击，一直在和他们作斗争。

　　京华时报：从侵略者到战犯，再到归国后成为反战人士，把推进中日友好设定为余生的奋斗事业，您觉得，是什么使得这些原战犯们发生了如此的转变？

　　姬田光义：战争结束后，这些原来的士兵被送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5年里（1945～1950年)，他们的待遇十分恶劣，繁重的劳动、饥饿，还有严寒，8%的人在西伯利亚死亡，60多万人死了5万多。1950年，中国政府接收了969名战犯，他们通过绥芬河来到中国。到了中国后，他们受到的待遇与在西伯利亚有天壤之别，吃的、住的都有了保障，也不再有强制劳动了，过上了人的生活。所以这种不同的待遇，成为他们转变的一个契机，他们发现中国人原来这样“好”。

　　京华时报：这种转变是很快发生的么？

　　姬田光义：这些战犯到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是战犯，他们认为自己是俘虏，不是战犯，他们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自己没有责任，因此在战犯管理所还和工作人员斗争了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的改造煞费苦心。从事战犯改造工作的多数中方管教人员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曾遭受日本军队残害的中方受害者也直接与战犯对话，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被害经历。在这样的过程中，战犯们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有了深刻认知，产生了强烈的悔恨心理，他们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主动要求接受严惩。

　　京华时报：这些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姬田光义：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待战犯有指示：不可以打，不可以骂，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最难能可贵的是，战犯管理所的职员能如实地执行这些指示。眼前的这些战犯曾是他们的敌人，自己的父兄、孩子，就死在这些人手里，而他们居然能忠实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自己高粱米、白菜都吃不上，却给这些战犯们面、鱼，所以管理所职员们这种宽大的心胸也是非常难得的。

　　前段时间，安倍的谈话让我觉得很生气。安倍在谈话过程中，对曾经虐待美国、英国、法国的俘虏表示道歉，但是对中国如此优待日本的战犯，却没有说声谢谢。

　　谈自己

　　中国行让我认识到日本罪行

　　京华时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愿意成为“抚顺奇迹继承会”的会长，来继承这种精神？

　　姬田光义：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编写《证言——南京大屠杀》（1984年）与“三光”相关著作（1990年、1995年）的过程中，我开始了与“中归联”的交流。中归联的很多人也都读过我写的关于“三光政策”的书，也很认同，所以他们后来找到我，希望我能出任会长。

　　我的作品曾被《正论》等右翼杂志所攻击，但是与“中归联”的各位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受到的攻击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对于虽然受到各种攻击和质疑，却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证言活动的“中归联”的成员们，我感到由衷的佩服，所以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京华时报：作为历史学家，您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认识是什么样子的？

　　姬田光义：今年距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整好50周年。1965年夏天初次访问中国，参加的是“第一届学生参观团”，和“第一届日中青年友好访问团”共同前往中国。我们这两个团体在中国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

　　我们被邀请进入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并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当时站在毛主席身后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可都是只有在书本上才能见到的人啊。当时的中国人十分淳朴，我完全看不到他们对日本有特别的仇视和厌恶。这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应该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区分开”这句话的意义。但反过来看，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过去的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之深重。这次中国之行，促使我走向了“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