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他屏蔽了生理上的不适和痛苦，机体的警报被他忽略了。同行的人里也有中暑的，都在慢慢地走，感觉到眼睛睁不开时，及时就医，“我确实没感觉到那么多”。

　　他翻过了小沙丘，也走过硬一点的石子路，在最后时刻，他完全失去了意识，没有视觉、没有听觉、没有感觉。

　　至少有两个人证实，他在快到终点时“看着很奇怪”，有好兄弟想跟他一起走，说“志辉你别走那么急”，但没有得到回应。有人说他走得很凶，眼神狠；有人说他眼神呆滞，像死了一样。

　　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时刻，齐志辉周围没有一个人，“有人我也一定要超过他”。“在变成行尸走肉之前，我是孤独的。”

　　人间百态

　　齐志辉的新生命是从ICU里开始的。他的病房是一个单间，大约10平方米，摆了许多机器，显得很挤。晚上10点，所有房间关灯休息。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夜里会死人。

　　清醒的时候，他试着去观察。有些病人一直在喊“护士救救我”，“其实未必是紧急情况”。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病情很重的病人，想见家里人。医生给家属打电话，很气愤地说，“人已经这样了，你再不过来，两天之后就没了！”电话另一头没有给出积极回应。

　　病友是他“生病期间仅有的一些朋友，出来一个都没见到过”。

　　“这里阅尽人生百态。”安友仲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ICU工作了24年。他坐在几块屏幕前，病人的心率、血压、呼吸频率、氧饱和度等是屏幕上不同颜色的曲线和数字。

　　一位在ICU上班第一天的护士记下日记：各种粗细、各种材质的管道，插入他们的头、胸口、腰背、尿道，引流出身体不需要的多余液体，暗红色、酱油色、鲜红色、淡黄色。生命被这些出入水量控制，被一群数字数据所代替。有人光肚子上就插了13根管子。

　　苏醒的病人面临何种局面？直径1厘米的管子插在嗓子，“嘴不能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谁能够痛快？”一些病人在被告知自己不能乱动后，刚点了点头，其后还是要动，很少能忍住。

　　“把人当做人，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安友仲说。他希望病房最好有窗户，而不是LED灯，给病人时空定位，当他从昏迷中醒来，不容易出现今夕何夕的失控状态。窗户还要有竖的百叶窗，病人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还能通风。查房时，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几床的代码，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谁。

　　“国外有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刚刚进入ICU的病人，第一天的睡眠有40几次，这意味着一个小时有几次睡眠，十几分钟就被吵醒一次，这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安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欧美病人拔掉管子的少，为什么我们多，是因为我们耐受比欧美差吗？其实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缺乏信任。”

　　“医生的亲戚有时对当地医院也有怀疑，缺乏彼此的信任，欧美病人是‘我不懂，我把所有治疗交给医生’”。

　　在美国，一张ICU病床前有3位护士，而中国大部分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照看四五个病人。非典时期，一个护士辞职时跟安友仲说：“主任，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刚进科室的时候，您说ICU是朝阳的学科，一定有发展。我们很努力，给病人翻身擦背，100多斤，个个都腰肌劳损。”她说，下班后东西往地上一扔，床上一躺，根本不想动。刚结婚时，丈夫会给她捶背，时间久了人都受不了。

　　这里离死亡很近。在一场清明论坛上，安友仲说自己是会场里见证过最多从生到死的人。“做医生，谁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但走麦城的时候谈了吗？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

　　“看病跟修车不一样，任何小的病也不能打包票一定治好，上万种疾病能治愈的没有多少。”吕杰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他最怕听到家属问，“大夫你说这个手术是不是做坏了？”“手术做了九死一生，不做是有死无生。”

　　“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一些病人家属打完官司，对安友仲说，“我对你个人没意见，我也知道我们家这事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得要钱；瘫在床上的病人，得要钱。”

　　下午有一个小时是家属的探视时间，病床前有一些温情时刻。老人彼此握着手，默默地趴在耳边说一些话，不是爱你之类的，往往是孩子怎么样了，家里怎么样了，吃了什么饭。“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安友仲说。

　　一个昏迷了10多天的病人，大概无望。家属蹲在医院走廊的马扎上，不愿意走。到了探视时间，家属抚摸着病人的身体，嘴里一直在对他讲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询问护士，“我挠他脚心有反应，是不是进步？”

　　事实是“病人随时有可能不行了”。探视结束后，医生找到家属，一顿安抚，让他们做一点心理准备。家属愣愣地，听完后，把一个剃须刀递给大夫，仔细演示了用法，请护士帮忙给病人刮胡子。

　　王玥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从业23年。“人能够判断出什么是真爱。”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在ICU住了20多天，血液病。妈妈拉着王玥的手说，“您怎么教育的护士，对我们孩子这么好，擦干了屁股，还给吹吹，还擦油，一点不嫌他脏。”说起这事，王玥哭了，“她是发自内心地理解你。”

　　“最怕看到这种小病人，医生和护士从头哭到尾。尤其当孩子特别乖时，很配合你。你看他那么小，遭这个罪，皮肤掉得一块一块的，还在那玩游戏机，意识不到自己快不行了，小孩没有恐惧感。”吕杰说。

　　“主任总说，病人站在悬崖边上，ICU就是那根绳，我们做的是把他拉起来，离悬崖越来越远。”王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出于一种本能，面对一个生命，人类的本性是救助。每一个医生护士，都不希望病人在自己的班上死去，即便是病人主动放弃。

　　她见过一位孕妇，怀孕后得了肺癌，进展很快。病人一宿一宿地坐着，不停地咳，躺不下，也睡不着。她要求插管，这意味着凶多吉少。家属反复犹豫，在门外抱头痛哭，抉择起来太痛苦。 当一个生命体征渐渐走向衰竭时，护士会打开窗户，“对死亡的尊重，希望他安然离去。”

　　这些年，王玥看到人对活下去的欲望如此强烈，没人会说“我没钱别给我治了”。有些家里实在贫困，决定拉回家，病人没法表达，只是默许。

　　穷困的人不会说“我没钱”，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有钱人的家属作起选择来，少了些犹豫。王玥见过有位有钱人躺在病床上，“小三”抱着孩子来认爸；有人在抢救，律师进来做公证；还有炫富的，不吃医院的小米粥，非要吃辽参。

　　“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医生和护士更希望你活下去。”吕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最亲的人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事，“银行卡密码还不知道，后续该怎么处理”。

　　他见过，有的家属头一天跪在地上要求救治，没过两天，就又说要放弃，拒绝非常彻底。“在拒绝救治上，儿子比女儿要果断。”

　　在这个科室，一年抢救有七八百例，平均一天有两例。病人突然情况不好时，吕杰的神经会无意识地紧张起来。实习时遇到紧急情况，他从7楼跑上19楼，根本来不及等电梯。

　　他接手过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她的儿子胳膊上有文身，戴着耳环，说话不客气，“看着不像好人”。吕杰估计他很快会放弃对母亲的治疗。在花了近百万元之后，希望仍是不大，他说：“不行，我就这么一个亲妈，我得救她。卖房也救她。”

　　在ICU住了70多天后，这位母亲终于摘了呼吸机，转到康复医院。之前欠了医院30万元，儿子赚一点，还一点，出院时已经还清。他果真把一套北京朝阳区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挂出来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