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点探路破冰

　　2012年，广州、深圳、宁波等地相继试水包括公益慈善类在内的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让挂靠主管单位“找婆家”这件困扰慈善组织多年的难题渐成历史。2013年初，已有19个省份开展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了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使“直接登记”从地方实践变成了中央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内容写进全会决定。制定慈善法先后列入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其间，江苏、广东、湖南等地相继通过实施了地方性的慈善或募捐法规，为全国立法积累了一定经验。

　　“从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加强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在这个领域，需要有一部超越部门视角的法律来体现国家意志。”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对记者说。与他的观点类似，在众多专家学者看来，由立法机关从行政部门手中接过慈善法的起草工作，是立法进入“快车道”的重要一步。

　　“比起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和资源，而且因为本身的位置比较超脱，有利于征求多方意见，促进达成共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章高荣说。

　　“慈善法的内容，牵涉民政、财政、税务等多个部门。如由某单一部门起草，各方利益很难调和。而由全国人大来起草，就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局面。”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说，“从国家大政的方向，到整个慈善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再到慈善组织和专家学者的大力呼吁，所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进了慈善法立法工作的提速。”

　　给开门立法“点一百个赞”

　　一年前的北京，同样是春寒料峭的3月，多家慈善机构负责人和多名专家学者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慈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参加了全国人大内司委组织的、征求意见稿出台后的第一场专题座谈会。

　　这并不是一次按顺序发言、念稿子、说好话的会议，与会的慈善机构囊括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壹基金、乐平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会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办和民间基金会，以及像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北京乐龄老年社工服务中心这样的草根组织和社工机构。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理念和诉求，在两天的会期里，不仅给全国人大内司委的领导提出了十分坦率而尖锐的意见，理念相左时，还差点互相拍起了桌子。

　　这些意见，涉及慈善的定义、税收优惠、慈善组织人才培养、慈善资产保值增值、放开公募权、慈善服务、政府监管等诸多方面。而在慈善法立法全过程中，像这样的座谈和讨论在人大、慈善组织和高校、研究机构的会议室里频繁上演。

　　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就已向全国人大提交了5个版本的专家建议稿。其中，仅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稿，就是经过了大半年的调研、13次研讨会，方才得出的草稿。

　　而从征求意见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再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慈善法草案也始终面向公众吸收意见反馈，经历了反复打磨，甚至大幅度的修改。例如，有关慈善信托的内容，就经历了从一审到三审一上、一下，又再上，最终以专章的面貌，出现在全国人大审议稿中。回顾草案形成的整个过程，关于几个焦点问题的争议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