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让院士再度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事实上，有关院士能否退休、如何退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向所任职的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提出退休意愿，年近八旬的他还承担着三个身份的工作，精力着实难以承受。然而这样合理的要求，并没有获得校方的许可。在校方看来，院士是学术旗帜，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还要为学校或者学科发表意见，提出一些指导的意见。

    这话说的模棱两可，其实翻译过来很容易理解：院士对提升高校地位，争取资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申请科研资金、到设置博硕士点、到重点学科评估……院士都是充满含金量的金字招牌，也正因此，一些高校甚至不惜斥巨资引进和争夺院士资源。

    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样的功能，显然并非是评选院士的初衷。作为一项对学者科研学术能力的肯定，院士头衔本应是一种基于学术贡献的个人荣誉。然而在现实当中，这种个人荣誉却常常异化为权力通行证，成为争夺利益的工具。不但高校、研究机构甘之如饴，院士自身也能尝到甜头。学术权和行政权结合，使得院士的学术属性让位于社会活动功能，其中更不乏一些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学官”，催生出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一系列丑闻，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更经常引发互相举报的笔墨官司，着实有辱学术斯文。

    这样的乱象，错本不在院士制度本身。欧美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无论英国还是美国，所谓的科学院“院士”，真实名称只是学会会员而已，“院士”这个称呼，不过国人牵强附会的翻译。对他们学术的认可，除了荣誉之外不具有任何经济和行政意义，他们非但不会身价倍增，甚至还要按时缴纳会费。

    这其实也说明，如果单纯作为一项学术荣誉，只要学者的学术贡献经得起推敲，符合准入标准，那么院士无所谓退休和退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院士除了学术之外，被赋予了太多与学术无关的附加选项，这与我们的科研、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息息相关，与整个社会对院士的盲目推崇也脱不开干系。

    因此，要改革院士制度，仅仅从院士制度本身是无法取得突破的。当下院士制度面临的一些困境和乱象，主要问题并不在院士自身，强行划定退休年龄，或是限制院士数量，并不是问题答案。只有改革教育科研体制，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建立更加多元的人才评估体系，方能剥离院士身上的利益外壳，使其回归学术本位，真正成为纯粹的最高学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