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喝醉

　　1960年，国防部第六研究所（以下简称“六院”）成立。次年，六院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所”）成立。那一年，顾诵芬在其领导黄志千的介绍下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江泽菲。

　　两人认识后，在星期天会时不时去看看电影，或去公园走一走。结婚前，顾诵芬对江泽菲说：“结婚后咱们可不能这样了啊，我还得看书啥的，没那么多时间。”1962年婚后，夫妇二人一个月左右进一次城，他去书店，她去采购食品家用，再于书店会合后一起回家。

　　紧接着，一所在1964年10月开始研制歼8战斗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却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王南寿、顾诵芬等人组成的技术办公室临危受命，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顾诵芬便一心扑在了歼8上。

　　但歼8的研制工作刚滑到起跑线，便被“文革”的狂风骤雨冲了个七零八落。

　　被关进“学习班”的时候，顾诵芬就每天仔细听112厂的发动机试车，因为歼8发动机的声音比较响，与别的不同，可以根据声音分辨出来。“听到发动机试车的声音，我才放下心。”顾诵芬说。

　　后来，为确保歼8研制进度，歼8装配现场（81号厂房）所有工作人员达成一条口头君子协定，一律不亮观点，更不辩论。无论外面如何动乱，歼8的生产仍在加班加点地进行。“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航空研究院原第一副院长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

　　终于，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但对于飞机研制的试飞试验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试飞中，飞机出现了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歼8能否实现超声速。

　　为此，顾诵芬可以说是豁出了性命。1978年，因没有所需测试设备，已接任总设计师的他提出要亲自乘坐歼6上天，与歼8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这对从来未接受过飞行训练、48岁的顾诵芬来说风险很大。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3次“上天”后终于发现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问题。

　　1979年12月31日，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这天，不会喝酒的顾诵芬大碗大碗的酒下肚，生平第一次醉了。

　　他没有虚度这一生

　　转眼，那已成38年前的往事。现在的顾老不再喝酒，每天还要按时吃药。

　　2013年，他被诊断出直肠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总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叮嘱同事复印并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离开科研设计一线岗位的顾诵芬常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多看一点书，有时也翻译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1981年，顾诵芬正式担任“歼8Ⅱ”总设计师，为“歼8Ⅱ”系列飞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歼9”、“歼13”、远景飞机、大飞机等的研究贡献颇多。如今，他荣耀环身，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也不少。

　　但他却不爱也不太会应酬这些。据其助理所说，在录制某电视台节目时，主持人问他“听说您会四门语言”，他忙摆手“不不不，不会”，“听说您的记忆力很好”，“不不不，不好”……当时台下还有不少观众，陪同顾诵芬的同事在一旁默默地为他，也为这节目捏了把汗。

　　打算退休的顾诵芬，最近在向身边人打听老年公寓的事，他想退休后和老伴搬到那里去住。回首往事，他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