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的某一天,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斩首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手机里弹出这则新闻时,我正在北京家中收拾行李,为奔赴伊拉克报道伊军队抗击“伊斯兰国”(IS)做准备。太太在一旁陪着不满周岁的女儿玩耍,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初到伊拉克,我对这个曾孕育辉煌文明、如今饱受战乱和恐袭侵扰的国家,感到陌生和茫然。在从机场去检查站的车上,我跟一群气味浓烈的伊拉克人挤一起,脑中却在不断思考: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解答。来到检查站,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司机海德尔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在我的观念中,典型的阿拉伯人就应该是他那副模样。一路上,海德尔都在向我讲述他经历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制裁,还有如今的“伊斯兰国”之乱。

　　海德尔说,1988、1989和1990年是他唯一享受到和平的三年,那时的人们“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接着,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但是,萨达姆入侵了科威特,我们的美好生活就结束了。”

　　我正听得入神,他突然像拍灰一样对着我的脸,猛烈地拍了几下双手,重复说道:“什么都没了。”沉默几秒钟后,已有4个孩子的他望着窗外,缓缓地说:“我现在,最担心我的孩子们。”

　　我迅速拿起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我心中涌现出一个念头——我要为伊拉克人民做一个人物志,让他们通过我的笔和镜头,和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见面”；我要对我的同胞们述说普通伊拉克人的回忆和故事,拼凑出伊拉克人民在乱世之下的真实生活。

　　如今,我来到伊拉克已有一年多。在这400多个日夜里,摩苏尔前线突然落下爆炸的迫击炮弹,基尔库克战壕里子弹击中沙袋沉闷的响声,四处都是断壁残垣的荒凉村庄,巴格达寒夜里此起彼伏的枪声,被窗外爆炸震撼摇动的住所房间……都在提醒我,IS这头“猛兽”可能随时将我吞噬。

　　更令人不安的是,除了在前线作战时使用化学武器和自爆卡车之外,还有很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悄悄潜入了巴格达。他们伪装成普通人,伺机制造自杀式袭击、安装汽车炸弹,或是绑架外国人质。他们外表与普通伊拉克人无异,因此让人很难防范。在伊拉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可能曾与不少伪装者擦肩而过,甚至和他们握过手、聊过天。

　　今年9月,叙利亚幼童艾兰面朝下趴在沙滩上遇难的照片,迅速传遍世界,也将那些经由地中海和陆路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百万中东难民群体推到了聚光灯下。但我知道,能向“蛇头”支付高额费用偷渡去欧洲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伊拉克难民只能躲在本国政府建造的简陋的难民营内。

　　很多伊拉克人的孩子,只能在纷飞的战火和难民营的泥泞中艰难成长。而且自从“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大片领土之后,恐怖分子开始通过诱骗甚至绑架的方式,迫使大批伊拉克孩子成为儿童兵,用于查探敌情甚至发动自杀式袭击。

　　在爆炸频发的伊拉克,遭遇恐袭的恐慌如影随形,每次出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如此,我依然从很多伊拉克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让我动容的东西。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论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政府官员,人人都显示出抗敌救国的决心和紧迫感。在伊拉克人的内心深处,他们一直渴望这个石油大国能彻底结束战乱,过上和平、安稳、富足的生活。他们在乱世中乐观、投入地生活着,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而这,正是我作为一名驻外记者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