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取舍，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心理。

　　我们生怕我们的社会以及各项事业不能尽快成为世界一流的。这种思维取向和习惯的出现，部分是因为晚清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对我们的威胁和伤害，部分是因为我们在估量自己的传统和致力于改革的时候，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往往急躁功利，看低以往的成绩。譬如目前在一流大学的建设上，我们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投入了一定数量的经费。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项工作的目标带有追赶哈佛和牛津等外国著名学校的寓意。那么这里所说的“追赶”如何来衡量呢？主要是英美两国使用的大学排名和它们出版的科研成果统计吗？西欧大陆、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东欧很多高校的科学和教育成就也很突出，但是并不一定在英美的排名和统计中有充分的反映。全世界人民是否应该在21世纪搞一次声势浩大的“超英赶美”呢？

　　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的中学都学俄语，我认识的一位英语老师并无俄语基础，但是匆匆自学之后就上讲台了，每次上课都十分紧张。结果在“文革”期间某一次上课时，她一不小心，把政治口号由肯定句口误成了否定句，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当然说明台下听课的同学听力敏锐，但是也反映出我们曾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不断两极摆动的毛病。现在开设俄语课的中学是极其罕见了。有关部门应该调查一下，在全国各地，包括在传统上重视俄语和日语教学的东北，究竟还有几家中学在继续讲授英语之外的外语。当一所中学有了几十年的俄语教学，她其实就有了一份特殊和弥足珍贵的文化沉淀。一旦丢弃之，这所学校的元气其实也就受到了戕害。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英语教学受到冷遇的前景。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警惕：万一有一天俄语又成了时尚，英语教学的地位不要再度一落千丈。

　　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高校，文化沉淀是一份珍贵的、无法以改新取代的遗产，是需要细心呵护和发扬光大的。已故北大教授杨人楩先生多年前写过批评民国教育的文章。他提到，一些学校喜好弃旧改新的时尚，热衷于更名和改制，以至于为油漆新名称，做学校招牌的厚木板不得不多次被刨去旧名称，最后变得越来越薄，不成体统。由此可见，我们轻易丢弃传统、热衷争奇斗艳、受制于媚俗价值取向的形式主义毛病并不是晚近的习惯，而是长久的积弊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非常单边取向地崇尚英美文化，也是民国的文化心理遗产之一。这些对我们的文化教育建设和多元地吸收外国先进经验是有害的。

　　在教育和其他各个领域，频繁“改制更名”或者不间断地设立高远新目标，从来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往往会有伤筋动骨的人事和学科调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提出一些惯用语，为不断进行、难得歇息的变动寻找借口与合法性：譬如豪迈的“壮士断腕”，譬如高尚的“小我服从大局”，又譬如新锐的“破除既得利益”。其中在政治上最具杀伤力的，是“抵制改革开放”的指责。发展，尤其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成长，需要慢，需要无声的沉淀和悄然的滋生，需要“不折腾”的态度和文化心理。

　　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有很多坎坷和失误，我们还是在多元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传统，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独立自主和团队合作精神。晚近的教育改革成果斐然，但是越来越趋向于运用个人收入作为重大激励机制，越来越强调个人奋斗和竞争淘汰，越来越喜欢在形式上模仿英美教育的一些做法。很多来访的外国学者，包括英美学者，并不认为这些是真正符合国际优良教育规范的做法。

　　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曾经掀起过一阵波澜。最近去世的宋文骢院士是歼十总设计师，毕业于哈军工，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代宗师”。这些以及无数相似的成就都在提醒我们：疑问新中国教育为何没有培养出大师级学者，可能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更不能基于这样的疑问，不分良莠地抛弃建国以来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传统。

　　改革到了现阶段，耐心成为了关键的品德。只有耐心，我们才能对新和旧，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