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软硬之辩，对外关系的鹰鸽之别，始终是引人关注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需要区分目标与手段，并对外交本身的演进有基本的认知。

　　单凭话语风格来界定软硬可能有失偏颇

        学理以及实践意义上的外交，是伴随近代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扩张而梯次形成，并逐渐向外传播。狭义的外交，指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从事的工作。在17-18世纪的欧洲，以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大放异彩的维也纳和会来说，外交官通常是贵族，整个和会的进程被称为一场盛大的舞会，获得特命全权的外交代表在公众视线之外，进行专业的讨价还价。

　　这种职业外交官主导下的外交实践，随着通信信息技术的发达，逐渐被取代，从最初的电报发明之后，各国政府首脑开始逐渐强化对外交的介入，职业外交的黄金时期逐渐过去；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外交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更具专业知识背景的新议题，从经济-金融合作，到环保议题，让来自发改委的专业技术官员而非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成为谈判中的主角。

　　外交的本质是用非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相比硬邦邦的军事力量，强调妥协的外交整体看确实是软的。但对外交软硬的认识，还可以从捍卫立场的意志，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加以区分。立场坚定但手段富于弹性和灵活，其实使得判定外交的软硬并非那么容易。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实践看，有深刻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民国时期最知名的外交官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自己的艰辛历程，以抗战时期的外交为例，当顾维钧辛辛苦苦的在国联谋求国际支持时，他被告知，除非中国表现出足够坚定的自我防卫意志，否则国际社会无能为力。一场精心准备的演讲，会被热河守军的不战而逃带来的负面效果彻底抵消。没有硬实力，以及有效动用这种实力的意志为支撑，单纯凭借对国际法和游戏规则的精通，并不能够扭转乾坤，这是近代中国以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

　　同时与苏联和中国有过谈判经历的基辛格，生动对比总结了中苏不同的谈判风格：在一小时的谈判里，苏联外交官会用45分钟时间大声咆哮，如果美方坚定的坚持了下来，那么最后15分钟苏联会做出所有美方希望得到的让步。而当中美谈判陷入某种僵局时，周恩来会满面春风地邀请美方全体成员吃烤鸭，喝茅台，游长城，以及看看熊猫。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当我们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所有美方代表都认为，如果不向中方做出某种让步，那将让人充满了罪恶感和歉疚感。”显然，单纯凭借话语风格来界定强硬，软弱，并以此进行评判，最终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外交博弈应超越单纯鹰鸽之争

        外交的妥协应该是近似对等的，是经过巧妙计算的，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妥协不是单方面的忍让和息事宁人，将外交的妥协简单地等同于好好先生，可能误解了外交的本质。

　　以20世纪70年代中美力量对比的悬殊，在中美建交谈判中，中国还是坚持设定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最大限度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又确实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以交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得失之间的计算，以及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手段之间的组合，考验并检验着什么是真正的外交智慧。

　　因为要做出妥协，所以确实并非所有外交谈判都适合在新闻媒体的聚光灯下做出，并非所有的让步和妥协都适合向民众公开。但另一方面，显然，民众有权就相关问题表达看法，事实上，外交需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包括民众的反应，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最为屈辱的“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中方谈判代表每次结束谈判之后，都会系统地向媒体以及英美驻华使节透露日方最新的要价，以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并反过来以来自民间的巨大反对声浪，在谈判中对冲日方的压倒性优势。今天的中国，显然应该比那个时期更善于运用各种力量和资源，在外交谈判过程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将对手区分为不同的派别，然后加以分化瓦解，本是一种常见的博弈策略。冷战时期，美国通过设定苏联内部的鸽派、鹰派，改革派、保守派等不同的标签，配合在舆论场中的话语优势，分而治之，成效有目共睹。借用一句外交界的老话，“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永恒的鹰派，也没有永恒的鸽派，应该只有永恒不变的国家利益派”。对于已经进入国际舞台中心区的中国来说，如何综合运用自身的综合优势，有效开展外交博弈，超越单纯的鹰鸽之争，是一项重要的考验。（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