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一般史学者更多关注朝代更迭的风云际会、帝王将相的智慧权谋不同，他的研究“一贯重视草野小民的文化创造”，民间日用类书中记述平民的生活情节、文字游戏等，都是他的研究材料，他的学术文章，也因其浓郁的烟火气息而增加了读者的兴味。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戊戌年的春节了，我们大多数人都须坚守工作岗位，虽然有“长假”，也要到除夕才能踏上归途。说到中国这样的节日活动，它们从古老的习俗延续传承下来，最能代表先祖们传统的生活。在王先生的《传统中国庶民日常生活情节》中，对年节的介绍也着墨颇多。

　　与一般介绍民俗的文章不同，在王先生的描述中，既有能感知的“其然”，又有蕴含于其背后的“所以然”。譬如说到春节，他说在明清时期，一般自冬至起就进入了准备期，而冬至之所以被朝野看重，是朝廷要于此时为下一年年历颁正朔之起始，所有的藩部属国均要前来朝贺，领受正朔；而在朝野之间，则是属于真正入冬起九之日，自此日起要过九九八十一天，寒冬才算过去。民间生活也于此进入农闲时间，人力由农耕转向副业生产，酿酒、舂米、磨麦、绩麻、轧棉、制衣、醡油、腌果、炼糖、制纸花、印年画，开始了手工艺的盛忙季。

　　冬至过后，进入十二月，要过腊八节。腊祭是中国古礼，而腊八粥则是佛教施舍所传习。自腊八过后，民间开始天天为过年做准备，并且有一定的步骤。家人邻右分工合作，宰猪羊，杀鸡鸭，风干肉类，供平时之需和过年之用；萝卜、白菜入窖，制豆腐，制糕饼，制糖果，妇女忙于缝制衣鞋、扎花、剪纸，均供年节之用。到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之日，亦是各地同风，都要送灶。送灶之后，庭院屋宇做一次大扫除。数日之间，忙着贴春联、年画、包水饺、做菜肴等，然后静候除夕的到来。

　　这段时间应是最忙的时节，俗称忙年。想起小时候背诵的顺口溜，说的正是这段日子的“活计”：“二十三，打发灶马爷上了天；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二十五，称下二斤好豆腐；二十六，买下二斤好牛肉；二十七，焯下豆芽洗了脚（意谓古代裹脚妇女，要在这天郑重其事地放开裹脚布洗脚）；二十八，红的白的蒸下两簸喇（红的为炸油糕，白的为蒸馍）；二十九，打上二斤好烧酒；三十儿，对子贴到街门儿。”这要用山西汾阳的方言念诵，才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儿。笔者记忆中的儿歌与王尔敏先生的描述联系起来，才能明白其“各地同风”之评语，恰恰是这些几乎大江南北共同遵守的同质的风俗，将中华民族连接在了一起，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年节到了，人们要在除夕守岁，家人叩拜辞岁，红包为礼，充满了天伦温馨和喜悦。子夜迎神之后，则百无禁忌，爆竹声声，彻夜不绝，天亮后，开门拜年贺岁。接连拜喜神、财神、城隍等，天天吃春酒，直到过了初五即破五后，正式年节的高潮才算度过。

　　我们今天经常有“年味儿”淡了的感觉，实在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过年，只不过过年的方式，或者归根结底是生活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往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分途，较为固定。农耕社会以农为本，一年中的节日喜乐活动，也基本上以农人的生活节奏自然衍生而成。正像王尔敏先生所描述的，过了正月初五之后，即为工作开始之日。而四民之工作开动的时间确有差异。工商负贩小民最先开始营业，正月初六日商贩开市，商界自有一套隆重的礼俗。其余各业俱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后，始有活动。官府开印约当正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之间。士人即读书人因而启动更晚，一般二月二日为士人活动开始，号称龙抬头。农人行动最晚，约在二月中旬春分之日开始下田，培苗除草，但也最辛苦，一直力作至九月秋获完毕，十月晒旱，还须向政府交纳钱粮。入十一月后农人开始清闲下来，过冬至后完全停工，闭门饲养牛马家畜，准备上述新年的食用活动。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生活的节奏感很强。

　　比之古人简单而重复的生活，现代人已几乎无人拥有农闲这样的具有诗情的时光。传统意义上守望土地的农民已经不多，绝大多数人都要奔向城市城镇打工讨生活。如今的冬至、腊八，只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的借口，农耕时代都需要自己亲手准备的年货，均可以在超市商店采买，所谓的“忙”年，大抵只是辛苦跑几趟超市而已，其实这会儿连超市也不必去，在网络上浏览、下单，自有快递把年货送上门来，而年货种类之繁多令人咋舌，其品质品相则极尽精美与奢华。屋宇洒扫自有家政代劳，团圆饭可以在饭店解决，家人一起守岁已不再难熬，再怎么鸡肋的春晚也可助人打发时间，发红包不再是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而是变成了一场网络上的大战与狂欢。甚至年节都不一定要在家里过，境外的旅游景点随处都可以听到汉语的解说。

　　不过，不管人们以怎样的形式过春节，其蕴含的精髓依然是仁爱、团圆、喜庆、吉祥和平安。正像王尔敏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庶民生活的节庆活动，得以身心解放，心情发抒，是以适时调剂日常之繁忙。在变化中又有所持守，由此而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底色，这也是年味儿之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