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捐助者在捐献自己的同时，也在他人身上延续着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如果能从这种积极的角度理解遗体捐赠，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顾虑就会被渐渐打消。

　　万里爱心大营救终于成功了，但如果细算这个营救成本，这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等待换心的男孩小包，住在北京的安贞医院，必须立即进行心脏移植，才能保住生命。而和他配型成功的心脏供体，却远在1800多公里外的广西桂林，由于心脏供体无法长期离体存活，留给人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接下来就是一场生命的接力——取到供体的心脏后直奔机场，南航班机为此提前一刻钟起飞，难得动用一次的救援直升机，专门等在首都机场，主刀医生刚回国就直奔手术台……终于，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小包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治疗白血病需要骨髓细胞移植，过去，也曾有过万里护送骨髓细胞的例子，也要这样的赶飞机，抢时间，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次移植。后来，骨髓捐献越来越普遍，特别是“造血干细胞库”的建立，到目前为止，找到配型相合的供体已经不再是血液病治疗过程中跨不过去的难题，这样的远途接力也逐渐减少。如果遗体的捐赠也能像骨髓捐助一样，逐渐被人们接受，等待救治的小包就可以在身边或者近一点的地方找到供体，像他这样的幸运也就可以重现在其他病人身上。

　　器官捐献在各国都有一个被公众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取决于宣传的力度大小。以瑞典为例，自2003年起，瑞典政府投入了2700万瑞典克朗，对于已经病危的患者，医院专门配备从事器官捐献的护士和医生，对病人和家属做工作，通过这一投入，高危病人同意捐献器官的比率增加了30%。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二三十年来的生死观念发生了不少变化，同意捐赠遗体器官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快速增长的人数以至于使一些接收部门难以应对，不得不控制志愿者人数。

　　曾经有个心理学家说到怎么和孩子讲述死亡，特别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不是靠宗教，而是靠医学知识。她告诉孩子：你的身上的基因，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你健康地活着，就能很好地延续父母的生命，就等于你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来自医学科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着孩子失去亲人的悲哀，成了人们面对死亡这个终极问题时，最理性的答案。遗体捐献与此同理，这些捐助者在捐献自己的同时，也在他人身上延续着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如果能从这种积极的角度理解遗体捐赠，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顾虑就会被渐渐打消，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改变和包容中与时俱进地发展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成本很高的爱心接力，也就可以圆满地止于一段我们用以回忆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