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老百姓的太多，是来还‘债’的”

　　睡得晚，起得早——这大概是安泽县“第一书记”们的普遍作息。

　　年近60岁的傅庆华还是个“夜猫子”，保持着每晚一、两点睡觉的习惯。自学过资本论与哲学，他每晚睡前，都将一天下来的工作和思考一一记录在工作日志里。正在规划中的文化长廊，尚未完工的水上舞台，即将开工的便民店、洗澡堂、理发店……时时刻刻牵动着傅庆华的心。他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制定扶贫策略”，关心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希望给村民们提供更多与人的权利有关的东西，“村民们要活得有尊严，才能没有怨气。”

　　当“第一书记”的这两年来，傅庆华的日志写了满满的六七个本子，在工作台上堆成厚厚的一叠。放弃了追求物质和娱乐、金钱和名声，这几本日志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

　　傅庆华酷爱摄影。肩上挂着的一台数码相机，成为了他每天在村子里转悠的标准配置，“相机可不能离身，看见什么美好的东西就给拍下来。”

　　车道村村民的客厅里挂着傅庆华拍的照片。那是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傅庆华召集村民们一起庆祝，几乎全村百姓都来了。杀了两头羊，把锅架在水稻地里熬羊肉汤，村民们吃着自己种的大米，互相说着吉利话。傅庆华拿出自己的相机给大家拍了一张大合影。一个大娘用漆成蓝绿色的木制旧窗框把照片裱起来，和孙子的周岁照片挂在一起。

　　30年前的一天，傅庆华和几个同事来到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取景。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村子里不通车，不通电，道路上的泥土积起一尺多厚，他们的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宛如一只风浪中的小船。眼前的场景，又唤醒了傅庆华少年时在乡村插队的记忆。他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整个中国时，竟然还有这样一个角落，仿佛被现代文明所遗忘。村里的老百姓从未见过外来的人，眼巴巴地盯着他们。那眼神质朴又胆怯，像刀刻一般，深深地印在了傅庆华的脑海里。

　　傅庆华觉得，中国的农民是善良的农民，“他们质朴、坚韧”。但乡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与世隔绝一般，商品经济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我是来还债的。”傅庆华对记者说完这句话后，双唇紧闭，挂在鼻翼两旁的法令纹和额头上的沟壑清晰可见，眼角褶成了鱼尾状。

　　“起码四年不能走，四年一定会有大的、本质性的变化。”这是傅庆华在研习许多宏大概念后，想在两届任期内达成的目标。他背着相机，微微驼着背，继续在山间的村路里走着，脚下是绿水青山，头顶是蔚蓝辽阔的天空。

　　（四川大学 杨锦曦 中山大学 林宛霖 浙江大学 诸未静 沈阳农业大学 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