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小满几日，陶德麟先生去世的消息如同武汉闷热天气一般让人感到窒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师生们无不悲痛。

　　是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倾泻在珞珈山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仿佛苍天挥泪，送别这位学问大家。

　　他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是他一生的追求。

　　1978年，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

　　他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培养学生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凡和他交往的人，无不称赞其大师风范、宽仁大度、高风亮节、平易近人。在他的身上，展现着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他是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他是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舵手。

　　5月24日，陶德麟先生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9岁，珞珈山上痛失一位智慧长者。

陶德麟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图片由武汉大学提供）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告诉记者，陶老师身体一直都很康健，经常通宵达旦写作，直到近五年患上慢阻肺后，才有了住院治疗的历史。何萍原准备元旦后去医院探望陶老师。可是，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她无法成行，只与老师微信视频过几次。

　　何萍说，陶老师乐观积极，这次新冠疫情来袭，老师在医院里也很关心战“疫”进展。当他得知全国的疫情特别是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时，非常高兴。3月18日，陶老师在学院群里发了一段自拍视频。

　　“亲人们，在这次抗击凶恶的新病毒的时候，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获全胜啊，人人都是胜利者。”在视频里，这位89岁的老人像一名不屈的战士，满面笑容、一脸坚定。

　　陶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何萍向记者回忆起去年8月2日、3日的两次面谈经历，“没想到这竟成了陶老师留给我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嘱。”何萍说。

　　去年8月2日上午，何萍到陶老师家中汇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出版的事宜，当时陶老师尽管在吸氧，但是头脑清晰。交谈之中，两人谈到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一段历史，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它的真相。

　　两人都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接受的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简单地等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这种观念阻碍了青年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第二天，陶德麟再次叫何萍来到家中，明确提出希望何萍能够将这段历史清理出来，给日后人们科学合理地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事实依据。

　　“就在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何萍说，当时自己赶快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同时拿出手机进行录音。陶老师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讲述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论，以及成书的情况，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

　　何萍回忆，当时，陶老师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老先生头脑冷静清晰，对文本熟稔于心，对历史信手拈来，令人敬佩。

　　何萍与同事李维武两人一起为陶德麟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也是对先生一生工作的写照：“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

　　在武大哲学学院副院长李佃来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陶德麟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始终致力于以清楚明晰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