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完成油印，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国城市建设史的自编教材由此诞生。他回忆，从1952年成立城市规划教研室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教材。1953年初，上海市建委规划处程世抚先生从北京带回了一本据前苏联学者列甫琴科《城市规划技术经济指标》翻译的手稿，金经昌听说就去借，因为程先生第二天就要回京，只能借一天一晚。在没有复印机的情况下，金先生组织李德华、邓述平和董鉴泓，把译稿分成四份，按统一规格，用绘图笔把书的内容抄在白脱纸上，再晒成蓝图，整整忙了一通宵。“我们叫这本书 ‘规划天书’，后来规划中的很多新名词和概念都是从这本手抄本来的。”董先生说。1964年暑假，他又去西南调研，主要走访四川“千年盐都”自贡这个古代工业城市，后来又去了重庆。但不久“文革”开始，这部分资料未及整理，没有编入书中。

　　1977年，恢复工作的城规教研室亟需重编教材，董先生主动承担了中国城市建设史的编写。1982年，《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一版出版，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教材奖”。记者在董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了这本已经泛黄的书，署名为“城市规划教研室”，内容包括中国城市历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古代部分，董先生从我国原始居民点的形成谈起，而后按时间顺序对殷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城市进行梳理，并对唐长安、宋东京等重要城市从历史沿革、地形规模，甚至坊里、市肆、水系、绿化分章节都作了介绍和梳理。近代部分则先谈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概况，而后对“租界”发展的城市、外国独占的城市、因近代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地的城市等不同类型的城市作了分类讨论。在每个章节中，董先生都会论述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与城市发展、变化的关系，而非简单堆砌他获得的文史材料和调研资料。“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嘛！”董先生说。

　　1987年，该书第二版出版，第一次署“董鉴泓主编”。1988年，明文书局推出了该书的台湾版第二版。

　　2004年，比第一版厚了近一倍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问世。董先生介绍，书中除了增补一些重要城市实例及图片，这一版的重大改动在于，在原本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部分”，包括城市化进程、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规划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现代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实践的前期、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等。

　　2010年，董先生着手修订该书第四版，以期让内容更充实精炼。据透露，新版中对古代和近代部分再次修订，并将现代部分的时间跨度延续至2000年左右，增加对新区开发、大城市地区发展、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专题性内容。

　　“以前我们只有城市史研究，是董先生开创了城市建设史研究。”1978年考入同济大学规划专业本科、现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吴志强说。

　　规划学科的“规划师”

　　吴志强说，董先生不仅让人们注意到了规划中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的重要，而且自1976年恢复工作后，就以极具战略性的眼光，让原本关注硬件发展的城市规划专业，成为多视角的系统工程。

　　董先生告诉记者，“文革”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昌宜、香港大学教授郭彦弘等学者来同济作报告，让他认识到社区经济、生活形态等都应在规划时予以考虑。“以前那套课程设计已经不适应当前需求了，城市规划必须从物质性转向社会性，形成一个多样化、综合性、全面的系统。”于是，他将社会、经济等学科内容加入城规专业的教学，更前卫的是，他还纳入了心理、生态、对外交通甚至计算机科学。当时系里没有这方面的学科人才，教研室开会时，他就让年轻教师们“认领任务”，去外校进修。当时，陈秉钊去南京大学学计算机，黄承元学社会心理学，何林去日本学环境工程等等。同时，他还从外校引进人才教城市地理，这些都成为1980年代初规划课上的讨论内容。1982年，同济城规被评为全国重点专业。

　　“董先生的视界非常国际化，他一直都很清楚国际城市规划教育最前沿的学科动态。”吴志强说，1986年，董先生建议他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读博，理由是柏林工大的城规专业刚刚“革命”，11个教授来自国民经济、环境生态、数据处理、法律法规、公益创新，他们与传统城规教授正在探索城市规划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吴志强接受了他的建议，并选择了该院院长作为导师。1994年，吴志强不仅拿到了研究学位（degree by research），还把自己有意识收集的近10年来柏林工大所有课程的教案都带回了同济。在吴志强和赴外读博的教师归来后，同济规划再度调整了课程设置，开设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课程。“在工作中不断引进最前沿的技术和理论，这点是受了董先生的影响。”吴志强说。

　　“董先生对自己学生的培养也很有规划，或注重学术前沿或关心社会需求，他是一位有着很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老师。”董先生的弟子李晓江说，“他希望学生能用所学的规划知识服务国家需求。”他说，董先生常提醒学生，城市规划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规划师必须要有理想，而不是画图匠”。他记得1983年准备撰写毕业论文时，董先生给了他两个方向：一是研究丝绸之路城市的兴衰与发展，二是研究长三角核心地区城市的发展。“时至今日，这两个题目仍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李晓江感到，董先生在指导学生做研究时，尤为强调两方面，一是关注当地文化，二是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董先生很关心小城镇发展，我的学术兴趣深受他的影响。”李晓江说。

　　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1980年代起，董先生不再只关注历史保护，开始着眼于区域发展。“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从前期关注城市内部问题，到讨论区域如何协调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董先生的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认为，董先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上世纪80年代，受各种条件制约，研究区域规划并不容易。“在学术上，董先生总是对学生鼎力支持。”1982年考上董先生研究生、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的孙安军告诉记者，读研期间，他想做长三角地区两个城市的发展对比，但在地方上查阅资料时四处碰壁。董先生得知后，立刻起草信件，详细介绍了此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让孙安军带着信去找该市领导。“对方读信后马上予以支持，甚至许多没开过封的建国前档案，都让我查阅了。”孙安军说。

　　1984年孙安军撰写毕业论文时，恰逢董先生在阿尔及利亚做规划援助。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孙安军只能将手写的论文用挂号信寄给导师。“董先生每次都先逐字逐句修改，再写下内容上的修改意见。”孙安军说，“我寄出的论文厚厚一沓，董先生寄来的回信还要厚！”他说，当年信件一来一去要一个月，董先生仍与他通了10多封信。

　　李晓江是董先生培养的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之前董先生收过一名研究生，但最终因为达不到要求，先生没有给他学位。李晓江说，这

　　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格可见一斑。1981年他准备考研时，甚至有人劝他换个导师报考。“还没进师门，我就知道在董先生门下读书必须全力以赴。”

　　近20年中，董先生共带了硕士生28名、博士生8名，不算“高产”。在他的学生中，罕见地既有规划业界最高级别的行政领导（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又有学术机构中的顶级权威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