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董鉴泓离开家乡去重庆考大学。他拿着家中亲戚“众筹”的路费，搭上苏联提供的往返于甘肃和重庆的运油车，到九龙坡参加统考。当时他一心想考交大土木系，不料考数学时不慎将墨水翻到卷子上，“结果数学分数很低，进不了交大”。他又报考了单独招生的同济土木系。“当时同济土木系并不有名，没想到7年后院系调整，同济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以土建为主的大学，交大土木系也并入了同济。”

　　董鉴泓最初在李庄读书。1946年5月，同济学生开始分批迁回上海。由于在吴淞的校舍惨遭日军炮火轰炸，各院系分散在市内十几处地方上课。董鉴泓所在的土木系属工学院，在其美路（今四平路）日本中学上课。当时，从德国归来的一批留学生承担起系里的教学任务，比如系主任李国豪、教建筑的冯纪忠、教城市规划及市政工程的金经昌等。“学术水平很高，人也正派，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董先生说。

　　开启历史文化城市保护先河

　　1950年董鉴泓即将毕业时，传来淮河泛滥成灾的消息，他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治淮工作。“生活在灾区这一年，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了解民情的信念。”他说。

　　1951年，董鉴泓毕业留校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华东地区十几所高校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济成立建筑系，名家云集。1952年，建筑系成立城市规划教研室。董先生说，当时由于苏联土建类专业目录中没有“城市规划”这个名字，只能先用“都市计划与经营”命名，后改为“城市建设与经营”。这一年，董鉴泓与金经昌、冯纪忠、哈雄文、李德华、邓述平6人，成为该教研室的第一批教师。

　　1955年初，一批苏联专家去北京中央城市设计院授课，学校派董鉴泓去进修。他被分到苏联专家巴拉金领衔的“大同组”，参与当时中央层面规划的“八大城市”之一大同市的详细规划。回学校后，他马上做了刚学到的“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和“城市管网综合”两个专题报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城市建设经济”。

　　1956至1959年，教研室两度邀请东德魏玛大学教授雷台尔来校讲授“欧洲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原理”。“听课时候，我就想，中国有悠久的城市建设历史，而且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没有中断过，文明也没有中断过。我们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城市建设史呢？”董先生说，雷台尔的课启发他走上研究城市建设史的道路。在1958年学校要求填报的“跃进计划”中，他写下了“中国城市建设史”。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因1957年“反右”时保护系里的老教授，董鉴泓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空下来，我就去泡图书馆。”他说，在那一时期读了很多书，有些古书恐怕他还是第一个借阅的。在他内心，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的想法越来越坚定。1961年起，他利用暑假，联系上各地规划界的校友，开始了走遍中国的调研……

　　董先生告诉记者，1955年5月的一段经历常浮现在他脑中：他与冯纪忠先生一起带学生去“八大城市”之一的兰州毕业实习，承担七里河新区的详细规划和老城区的部分新建详细规划。在对旧区做现状调查时，冯先生总会仔细询问每栋房子的质量、使用年限、大概位置；做规划时，冯先生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尽量保留原有特色。“我对此记忆犹新，这对我影响很大。”董先生说。

　　1961年暑假，董鉴泓首先去了泉州。他很想知道，泉州这个宋元时期的国际大港为什么会衰落。他在泉州调查了大量资料，尤其是图纸，最后都编入了他编著的《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这一年，他还在校开设了“中国城市建设史”课程。

　　1962年暑假，董鉴泓带着1961年从建筑系城规专业毕业、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阮仪三，前往开封、郑州、洛阳、西安收集材料，目标是了解宋汴梁城、汉唐洛阳城和唐长安城。印象最深的是在洛阳，一个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居然送了他们一张隋唐东都洛阳的初步探查成果图！

　　1963年暑假，董鉴泓原本打算去河北省调研，结果碰上洪水，临时决定去山西。“正是这次临时起意，让我们发现了平遥。”董先生说，到了平遥，只见城楼、城墙、城门、瓮城、护城河都很完整，街道古色古香。他跑到票号“日升昌”里，看到牌子还挂着，桌上积了一层灰。“古城保存得相当完好，好像时间在这里停下了。”

　　“建国后，在历史文化城市保护方面，董先生是非常领先的。”阮仪三说，平遥是个起点，

　　后来董先生又带大家做了江南六镇等古城的保护，“我一毕业就进教研室当董先生的助教，我和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那么关注历史保护，是受了董先生的影响。”

　　“董先生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规划地的历史遗迹，尽量在开发过程中予以保护，因为这里面蕴含了当地最有故事、最有内涵、最有文化的特色之处。”1986年考上董先生硕士生的汤志平告诉记者，从1990年2月毕业进入上海市城市规划系统工作以来，由于受到求学时根深蒂固的历史保护理念影响，“在做规划的时候，绝对不会不考虑当地的历史遗迹”。

　　汤志平说，老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至今常对各地规划界的领导（很多也是同济校友、董先生的学生）耳提面命，要求大家时刻把历史保护放在心上，“董先生在推动全国规划界关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贡献很大”。

　　编写中国第一本城市建设史教材

　　1977年高考恢复，李晓江考入同济规划专业。他记得，当时学生们对教师的称呼分为两种，一是“老师”，一是“先生”，且两者绝不能混用。“董老就是深受爱戴的 ‘董先生’。他是用现代方法、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历史的开创者。”李晓江说，当时所用教材就是董先生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董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城市建设史》从1961年开始编写，内容主要基于古籍文献及1961年起做的全国调研。“我是因祸得福，不然说不定我就成了政工干部，也不会当上教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