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关注全球化

　　2005年，周有光送了一本新出版的《百岁新稿》给张森根，两人就此结下“书缘”，并成为忘年交。“这本书使我的灵魂深受震撼，”这位今年79岁的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回忆，“我从周先生那里得到了重新开蒙的教育。”

　　当时，他正忙于主持翻译多卷本的《剑桥拉丁美洲史》。随后，毅然把工作进度减缓，全程参与策划编辑周有光百岁之后的著作出版，并为之四处奔走。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以被深圳读书月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的《朝闻道集》为例，前后找了多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由于老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太超前，他也没有获得某些大师生前那么高的礼遇。出版《周有光文集》时，老人经济捉襟见肘，在常州老家有关部门和一个留学生基金会的赞助下，才得以完成。

　　在张森根看来，100岁之后，周有光的思想更简洁、清晰，特别是凝聚毕生思考而提出的科学一元论、“双文化论”和对人类历史的“三分法”，对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有重要启发。他还特别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提出要突破原有的藩篱，“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并为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从2011年开始，阿拉伯国家就持续动荡，影响至今仍在持续扩散。周有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教面临新困境。“基督教经过多次宗教改革，就适应现代了。伊斯兰教没有经过宗教改革，所以他还是围着古代的标准，因此今天在世界上，伊斯兰教跟现代化发生矛盾，到全球化这个矛盾越来越大。”

　　世界史上，周有光还尤其关注中国、苏联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历史。“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先后被新华银行派驻纽约、伦敦等地工作，并在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周有光多次告诉叶芳，他最关注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重视社会科学启蒙、发展的结果，才为自然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在《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书中，多个篇章都在谈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叶芳还告诉笔者，百岁之后的周有光，思想更具包容性。“他认为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很值得赞扬，在推动中国进步中，必须要有宽恕的力量，所以要对中国发展有耐心。保持耐心，就会一点点推动社会的进步。”

　　105岁时，他还告诫后辈，“中国搞民主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所以要有耐心。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就像70多岁在美国访问做演讲时，有美国人当场质问，你们中国的民主走得太慢了，我们美国人看了很着急。他就幽默地回答：“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所以着急。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所以不着急。”

　　在周有光108岁座谈会上，学者丁东就说，没有出版《朝闻道集》之前，周有光的受众只有2000多名专业人员。自从《朝闻道集》等书出版后，周有光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的“知识老人”

　　多年来，周有光一直住在朝内小街拐棒胡同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书房仅9平方米，也兼会客厅。张允和生前，书桌前是两椅一几，两位老人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老妻去世后，椅子换成沙发，有时晚上周有光就直接蜷缩在沙发上入睡。

　　随着百岁之后著作的相继出版，他也被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启蒙运动中最年长的一位领军人物。小小的会客厅变得拥挤起来，何方、资中筠、吴敬琏都是他的座上宾。宾客在沙发和书桌前相对而坐，交流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

　　特别是九旬老人何方，对周先生非常仰慕和尊重。2014年两次拜访都是在老伴和张森根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周有光位于三楼的家中，并在见面后对他执弟子之礼。“一个是12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个是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我在边上听得如沐春风。”张森根说，那天他们深入讨论了朝鲜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战略关系。

　　去年秋天，渐渐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来的周有光，心有所感时还是会给张森根打电话。“以前是他说我们听，现在他精力大不如从前，就是他听我们说。”看着如今就像小学生一样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的周有光，张森根心中泛起一阵酸楚。偶尔，他也会插几句有分量的简短评论。赞同对方的看法时，就笑眯眯地跷起大拇指，这也是他很喜欢做的动作。非常高兴时还会双手鼓掌，用浓浓的常州口音说：“你说得很好!”

　　周有光的百岁系列著作出版后，引起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的关注。他长期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史，进而特别注意到，在当代中国，除了周有光，还有茅于轼、资中筠、江平、流沙河、袁伟时等一批八九十岁的“知识老人”，他们活跃在公共领域，既有赤子之心，也有学者的良知，关怀现实，针砭时弊。“他们这一代人有良知，能分清善恶;有知识，能分清是非;有勇气，能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而现在的人有更多新知识，但为什么并不见得比这些‘知识老人’有更大的理想?这是令人不得不深思的。”

　　景凯旋还提出，将来要是书写知识分子史，这些“知识老人”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重要脚印，让中国知识界不至于这么“羞愧”。

　　在一次和年轻记者交谈时，周有光就曾说，“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彭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