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则是对于若干颇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点染刻画。究其根本而言,小说是一种关乎于人性的艺术形式。在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内涵的勘探与挖掘,往往会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关明的这部《本报记者》中,最具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显然非主人公常言莫属。身为新闻记者的常言,主要使命就是要写出能够真实及时地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状况的新闻报道稿件来。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他却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掣肘制约常言写出事件真相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事件的利益攸关方。具体到这部旨在思考表现企业改制发展的《本报记者》中,对常言的新闻报道工作产生严重干扰者,一方面是如同程盛发、金胜祖这样的企业老板,另一方面,则更是如同高攀峰、章培民这样的权力拥有者。尤为值得注意者,是后者往往可以名正言顺双管齐下地干预常言们正常的新闻报道工作。比如,在仁义沟矿难发生后,章培民既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对常言们施以政治高压,也可以用收买的方式让常言们自觉屈从。这样,面对客观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常言就常常处于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的两难困境之中。正如同哈姆雷特王子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生存难题一样,常言所面临着的,乃是说出真相还是遮蔽真相的生存难题。《本报记者》的值得肯定处,就在于作者关明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常言在两种力量夹击下的摇摆不定与左右为难。尽管常言也曾经有过做违心报道的时候,但面对诸如仁义沟矿难和西钢转轨改制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矛盾挣扎之后,常言还是选择了战胜死亡的威胁,站在正义一边勇敢地说出真相。因为作者关明有过多年的记者生涯,我们其实不难在常言这一形象身上发现有关明自己的影子存在。尽管说《本报记者》的结尾貌似留下了光明的尾巴,但能够以如此尖锐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矛盾的存在,写出《本报记者》这样具有相当人性内涵的社会问题小说来,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作者关明所具备的某种巨大写作勇气。

　　以上两个方面之外,无论是小说的艺术结构,还是小说的语言,也都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因为小说标题是“本报记者”,所以,本报记者常言的新闻采访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说的主要结构线索。从这个角度来说,则常言一方面固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视角性的人物。小说的艺术成功,与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联系。小说结构的相对精妙之外,叙事语言的诙谐、机智、风趣、幽默、别具机杼,也都给作品增色不少。总之,有了以上种种思想艺术因素的具备,关明的这部《本报记者》就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近期内不容轻易忽略的一部直击社会现实的沉痛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