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在关明的长篇小说《本报记者》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小说细节。那就是,身为《发展道路报》记者的主人公常言曾经做过一次有违个人良知的新闻报道。西州市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把公立医院向全社会挂牌经营,实行股份制或者私有化经营。按照西州市官方的口径,这个改革“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管在实地调查时,常言已经了解到此次医改存在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医药费用居高不下,没病小治,有病大治,等等,但由于一来这是报社指定的稿件,再加上自己在采访时又受到过人家的热情招待,“常言在稿件中厚起脸皮详细地报道了西州的改革尝试,并加入了一些溢美之词。”这一小说细节,已经从两个方面涉及到了关明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主旨。其一,是对于一种客观社会状况的真切呈示。亦即西州市的医疗制度改革其实是违背初衷的,不仅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实惠,反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是身负报道责任的报社记者进行报道时实际上的虚饰浮夸,把一件本来严重损害民众利益的改革举措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加以不切实际的大力鼓吹。假如说前者可以被看做是充斥着各种矛盾纠葛的社会状况的真实缩影,那么,后者实际上就涉及到了面对如此一种严峻沉重的社会存在境况,本来应该对这一切做出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试图说出真话之难。因为作者关明曾经有过多年的报社记者经历,所以,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无疑就是自己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一种切身体会。但是,假若说作品中的常言面对严峻沉重的社会现实被迫做出了有违个人良知的新闻报道的话,那么,关明自己却以《本报记者》这样一部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长篇小说的书写行为,充分证明自己并没有在苦难的社会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去进行违心的矫饰。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本报记者》这部长篇小说看做是一部具有一定人性内涵的直击大转型时代社会现实艰难境况的沉痛之作。

　　细细想来,关明《本报记者》最不容忽略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借助于新闻记者这样一种特定的叙事视角对于大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严峻状况进行了形象化的深度再现。自然,关明的作品并非一部关于现时代社会现实的全景式作品,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思考,集中在了企业所面临的转型发展困境与企业工人的艰难生存处境方面。小说的叙事核心,分别是隶属于朔方省的兴盛矿业公司和西州钢铁公司这两家企业。其中,关于兴盛矿业公司的描写,又集中在了仁义沟煤矿。仁义沟煤矿本来在朔方省煤炭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已经被列入关闭的矿井,但利欲熏心的企业老板却不顾禁令,偷偷地挖开矿井继续生产。没想到,果然就发生了一起后果相当严重的透水事故。死亡人数本来是九位,但为了逃避惩罚,仁义矿所属平梁县委的主要领导,却硬是向上级部门瞒报成为三位。那么,矿工死亡数字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瞒报事件,就此而成为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一方面,是拥有高度职业敏感的记者常言对矿难真实死亡情况的寻根究底,另一方面,却也由此而顺势牵扯出了矿工辛孟贵兄弟二人的苦难命运遭际。弟弟辛孟林在透水事故中不幸身亡,哥哥辛孟贵由于多年井下工作身患严重的尘肺病,但黑心的老板却串通医疗机构对此矢口否认死不认账,最终硬是逼得走投无路的辛孟贵以手术死胸的方式验肺,以证明自己是确凿无疑的职业病患者。尽管在常言仗义执言的帮助下,辛孟贵最终得到了相应的赔偿,但由于尘肺病本身的发展,再加上术后感染,开胸验肺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