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像美国的乔姆斯基，是MIT的教授，是极好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个积极的公共领域发言者。但是，在中国就有一个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多，社会话题需要人去讲，所以一个人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后，很难安下心来再做自己的专业，也很难选择可以讲的话题。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好像都很难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且，他的专业研究好像跟公共话题有点脱节。我觉得两者还是有关联比较好，这样，你说话的可信度就更高一点。

　　一个人一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不断地发言：医患关系你也得讲，税收问题你也得讲，治安问题你也得讲。我们看，有多少人什么都懂啊？可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报社、电视会着急忙慌地对他进行访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对那个问题怎么看？我也曾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不懂。比如说，你要我讲税收问题，我就真不懂。因为我不能凭感觉，我拿不出证据来。所以，我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在支持他的公共话题，而专业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应该有对公共话题的关切能力。现在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太公共了，有些专业知识分子又太专业了。

　　所以，有时候我真佩服余英时先生，他那么大年纪，一旦要研究学术，就坐在那里进入思考和写作，定力好极了。可是，他也经常发言，谈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问题。我跟他聊天，就觉得他的重心当然是在学术研究，可是像他那样在这么多的关注目光下的学者，仍然能静下心来坐在树林里，深思和写作，这是真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不可能隔断或者舍弃自己的阅历经验

　　我们也不否认这种个别经验有时候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众声喧哗，才能够很好地构成一个人文学术世界

　　李：从求学至今，你所经历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

　　葛：我是1950年生的，“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成人了，已经16岁了。这60多年，我当过知青、当过工人，也当过学生和教师，走过很多地方，也到过不少国家，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得非常快。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间，我的所见所闻、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对我理解中国现状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说“文革”还有可取的地方，我绝不会接受的，这是因为我在“文革”那十年里面，经历过很可怕的岁月，从很多历史资料里面，我也认识到那个时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活生生地跟自己的生活经验脱节，把那一段原本是亲历的历史变成一个抽象的文本，会说“文革”时代人人平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我绝不能赞成。又比如说，我也经历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确实，市场化速度加快了，带来很多问题。但我绝不会认为问题都要归咎于这个市场化进程，认为全球化就是一个坏东西，因为我们能体会到中国的变化。

　　所以，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在这时代有很多经验，我们不可能隔断或者舍弃这个经验，这种经验很重要。比如我跟美国学者讨论当代中国，美国学者因为远离中国，这60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些资料、一些文献而已，跟我们看法就会有差异。

　　李：这种亲身经历会不会投注到你自己的研究里面？

　　葛：肯定会有，即使再理性也避免不了。比如说，我在苗族地区生活过，我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了解。我在贵州生活了17年，那个地方不是中心，改土归流虽然很久了，但文化与中原相比仍然有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民族、边缘、特殊会有关心。我对边缘的关心也会带到我的研究里面。我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修正性叙述，也跟我长期在边缘生活有关。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研究思想史的人，很多人都强调儒家这个脉络，儒家变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绝对主流，可是我不会这样看，一方面缘于我对佛教、道教做过研究，另一方面缘于我在贵州苗族地区生活过很长时间。我知道，儒家传统并不是笼罩一切的。

　　李：学者如果身处在大变动的时代，将切身经历甚至是切肤之痛写入自己的研究里面，往往另有一番深刻的见解。我最近在看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他远离自己的祖国，到了美国就有所谓“格格不入”的感觉，他在美国独特的心灵体验，使得他的研究跟别人的论述会有不同。

　　葛：当然，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有一个想象的历史中的祖国，有一个现实的非常艰难的巴勒斯坦国，但是他又生活在支持犹太人的美国，还在主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的心灵中当然有很多纠缠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实际上跟他个人的处境、个人的关怀都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不会意识到那种强势文化对异文化的塑造、扭曲和想象是多么厉害。同样的道理，现在好几个中国人熟悉的后现代理论家，都来自印度、伊朗，比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种经验，使他们特别容易亲近后殖民理论，跟他们的经验、跟他们对“根”的想象有很大关系。个人经验当然会带到学术里面去，所以，我从来不说人文学术是人文科学，而是说人文学科，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有各自立场、有文化背景、有观察角度的。尽管我们强调应该有普遍共识，有世界性的共同知识，应该有一个共通的学术尺度和价值标准，彼此能够沟通，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这种个别经验有时候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众声喧哗，才能够很好地构成一个人文学术世界。

　　本版插图选自《宅兹中国》（葛兆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