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为1978年,秦健入警时留影。

图②为今年7月,秦健走遍当地大小医疗器械商店,终于在一家店铺,找到了患者需要的轮椅。与老秦相识的店主,对秦健自掏腰包的爱心举动钦佩不已。　　　　均为资料图片　　

　　身材魁梧、大嗓门、光头……第一眼看到秦健,感觉有点凶。可当他冲记者一笑,这种感觉瞬间烟消云散。

　　“我是老刑侦、老所长、老公安。做梦都没想到,临退休能被评上‘中国好人’。当警察40年,忙忙碌碌大半辈子,挺值。”冬日的阳光洒进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4楼的会议室,秦健笑容满面。

　　作为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当年参加公安工作的基层民警,59岁的秦健亲身感受40年来公安工作的点滴变化,而岁月也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

　　从人海战术、人工指纹识别,到运用生物DNA、指纹头像识别等科技手段,改革开放给刑侦工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秦健19岁。那年,他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物资局工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物资局绝对算是好单位。

　　然而,秦健却做了个让人不解的决定:主动要求调到公安局。

　　“警察上白下蓝的制服格外帅气,让我怀念起在部队的时光。软磨硬泡下,领导答应了,但是领导告诉我,千万别后悔。”秦健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可是实际条件还是超出他的预料。

　　“当时,如东县公安局组建兵房派出所,别说交通工具,连桌子和床都没有,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所里5名民警要管5个乡的治安,最远的乡离派出所20多公里。”无奈之下,秦健托人买了一辆自行车,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

　　1984年春节前的一次抓捕,秦健至今难忘。

　　一名犯罪嫌疑人出现在十几公里外的恒新镇。秦健骑着自行车到嫌疑人家门口蹲守。晚上8点多,嫌疑人回家,被他抓个正着。人抓住了,可如何把人带回所里却是难题。

　　“那时,全县公安机关只有看守所和刑警队配发手铐。没办法,我只能让嫌疑人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用绳子把嫌疑人反手绑好,再拿绳子将他和我绑在一起,绕了好几圈。”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秦健忍俊不禁。

　　回去的路上,自行车车胎爆了,嫌疑人坐在后座也不安分,一直挣扎。秦健硬着头皮骑回所里,内胎、外胎全都烂了,只剩下几条胶皮挂在钢圈上。

　　1988年8月,秦健被调到如东县公安局刑警队。刑警队的条件比派出所好了很多,一辆212型号的北京吉普、一辆长江750边三轮摩托车,还有两辆幸福牌摩托车。

　　刚到刑警队,他就分到一辆大桥牌自行车,这让老侦查员都羡慕不已。

　　上世纪90年代初,破案主要靠现场勘查、走访排查、口供确定证据。一台照相机拍现场照片、一把毛刷子刷指纹,依靠一双肉眼理出一条线索,拿下一个案子。

　　在侦查技术手段不算发达的年代,刑警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案子不结不回家。秦健坦言,那几年是他从警生涯中最苦的日子。最长的一次,他4个多月没回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对诉讼证据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面临着新问题、新考验。

　　1993年,如东发生一起分尸案,一名安徽籍打凉席的女子被杀。秦健调查走访发现村民李梁华存在重大嫌疑。刚到李梁华家门口,秦健看见房间的地面被铲掉一大块,墙面上新鲜的喷射状血迹还没干,秦健和同事立刻将犯罪嫌疑人李梁华控制。

　　可是,审查过程并不顺利,李梁华四天四夜一句话不说,案件陷入僵局。秦健和领导一合计,决定用DNA鉴定技术固定证据。

　　在那时,DNA检测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还是新生事物,只有北京的公安部和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所能做。民警坐船把血迹送到上海鉴定,DNA比对受害人身份成功。在铁证面前,李梁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作为一名老刑侦,秦健体会到改革开放给刑侦工作带来的变革:“从人海战术、人工指纹识别,到运用生物DNA、指纹头像识别等科技手段。过去破获的案件,现在可以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全国性的人、财、物大流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治安经历了阵痛期,对公安机关而言,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头等大事

　　1995年,秦健被调到如东童店当派出所所长。派他去的目标很明确:抓好治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人、财、物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流动,这一方面利于盘活资源,另一方面也对社会治安提出了挑战。

　　童店就是当时如东县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地方,到处都是小混混、“地头蛇”,在街上白吃白拿,派出所也管不住,老百姓怨声载道。

　　正月初五,秦健去童店派出所上任的第一天,就遇到当地最出名的“地头蛇”,外号“细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