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国的味道

　　在仲辉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辽宁抚顺煤皮铺地，在街上看到马粪也不稀奇，汽车一跑一溜烟。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城市。

　　大学4年，他给大量涌入大连的美国游客当向导，领一天15美分的酬劳。1982年，在穿梭的旅行团中，仲辉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资助人，她给仲辉发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申请。

　　到美国去学习宗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员无数次叫他过去询问：这个美国资助人到底是谁？她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她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

　　好事多磨。直到1986年秋天，事情才迎来转机。仲辉终于成为了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

　　3立 足

　　在神学院，“全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陆学生”从早到晚被挫败感所包围，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像是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新语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语的聂立立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好歹，在深不见底的“美国梦”炮灰之中，两人省吃俭用，慢慢有了点储蓄，总算是立下脚了。

　　1988年，聂立立从国际语言学院毕业；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师证书；1991年从科州基督大学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1992年考入凤凰大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商管硕士学位（MBA）；1992年初，她和商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注册了一个电脑程序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当时美国的编程技术引进中国东北、西南和东南的一些高等院校。

　　在这4年间，仲辉也即将念完他的宗教哲学博士课程。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立立。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当读到“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时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赶紧给雷曼夫妇打电话。

　　雷曼教授是仲辉的导师，他们有8个孩子，4个亲生、4个收养。

　　“雷曼教授，您那么有爱心，愿不愿意收养一个美丽可爱的中国女孩？”

　　雷曼听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们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不是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但你们应告诉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乐于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

　　于是两人开始悄悄地问身边的同学、邻居和教友。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告诉他们：“这太好了！我们太愿意到遥远的中国领养一个孤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