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提的竹竿头部有一个小勺，他在勺中倒入磷化铝，再滴入适量的水，然后快速将竹竿插入旱獭洞群，待洞内产生大量磷化氢气体后，再把洞口用土堆封堵。每一个封堵的洞口上都会插一面小布条。猎手们3人一组，每组有不同的颜色。灭獭一天，红色、蓝色、白色的布条能插满一座座山头和草甸。

　　今年“进山”，疾控中心副主任马俊元领着队伍先到了山顶，再慢慢向下作业。“一舀二放三填土”，在防护装备齐全的当下，灭獭灭蚤投药作业看起来既安全又简单，但马俊元说，一个旱獭窝常常有四五个出口，要把所有洞口都投药封堵，整套流程得重复很多遍，一天下来猎手们出的汗能把衣服湿透好几次。“阿克塞海拔高，以前我们总是从山下往上走，越干越累，高原反应也越来越严重，现在反过来，稍微轻松一些”。

　　年复一年进行辛苦单调的灭獭灭蚤工作，是为了最大限度防范人间鼠疫发生。可一旦有人感染鼠疫的情况出现，猎手们又要立即站在距离烈性传染病毒最近的地方。

　　有一年，一位败血型鼠疫患者在阿克塞县医院病亡。这种类型鼠疫患者的血液和脏器内充满了鼠疫菌，他的遗体相当于一个“细菌弹”，触碰翻动时稍有不慎，就会对在场人员构成严重威胁。

　　迎着人们惊恐的目光，郑效瑾带头采集了病人血液、淋巴穿刺液等样本，随后与同事一起包裹尸体及污染物，经严格消毒后，将其运往几十公里外进行焚烧深埋处理。由于连续两天一夜穿着防护服且滴水未进，处置结束后，郑效瑾昏倒在了现场。

郑效瑾在阿克塞疾控中心的动物标本室里。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康劲 摄

　　“一号病”之谜

　　鲁新民是阿克塞县疾控中心目前在职时间最长的职工，最近十几年，他最常停留的地方，是疾控中心的动物标本室——他是那里的负责人，也是大多数标本的制作者，“标本来源基本是同事们从野外带回的动物遗尸，其中许多都与鼠疫杆菌有关系。”

　　即便在防治一线工作了近30年，鲁新民依然摸不清“一号病”的脾性。他的同事，亦是如此。

　　1910年冬天，因捕猎旱獭，满洲里首发鼠疫，随即传至哈尔滨，之后疫情蔓延东北平原，波及河北、山东、上海等地，持续6个多月，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当时，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伍连德临危受命赶赴哈尔滨，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医疗救护和防疫检疫，花不到4个月时间扑灭了大流行的鼠疫。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控制大型瘟疫。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人间鼠疫，已过去1000多年，伍连德先生的阻击，距今只有110年。在鼠疫面前，人类还很年轻。”伍连德传记，是郑效瑾常年放在手边的书籍之一。

　　1993年，21岁的郑效瑾从原张掖卫校毕业，来到离家1600公里的阿克塞县，报到第二天就跟着防控大队进山灭獭，成为一名“一号病”猎手。几年后，他获得赴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深造的机会——那是伍连德在扑灭鼠疫后亲手创办的学校。

　　传承伍连德衣钵的信念，让郑效瑾在学习结束后立即返回了边远的阿克塞，并一直留了下来。在他主持工作期间，阿克塞鼠疫防控工作在全国考核中连续多年名列第一，被国家疾控中心评为“全国鼠疫优秀监测点”。通过各地疾控中心多年的努力，远离旱獭、禁食野生动物、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已成为鼠疫高发地区多数群众的共识。

　　不过，郑效瑾心中想要解开的谜题，还有很多。

　　多年来，猎手们在草原荒滩上发现的自毙旱獭，身上携带有鼠疫杆菌的仅有40%左右，剩下的都是未知的病毒或细菌。有的鼠疫患者因剥食旱獭而感染，但针对有的患者的调查，却找不到任何可能的感染源。金雕、豺狼等猛兽捕食染病身亡的旱獭却不会染病，它们是否会携带鼠疫杆菌并传染给人类？不久前，在阿克塞县城周围加气站附近发现了一具旱獭尸体，是什么原因让这只旱獭离开草原来到城市，又是什么原因令它弃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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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阿克塞县疾控中心正在向国家疾控中心申请课题，开展有关旱獭死因多样性的调查，希望尽早揭开“谜底”。

　　在著名长篇小说《鼠疫》的结尾，作者加缪写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这是郑效瑾常常翻看的另一本书，他说，这本书就像时刻响起的警示，只要人类稍有松懈或是对自然大肆挑衅，被加缪称为“魔鬼的寓言”的鼠疫，就可能再次发起疯狂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