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烙印在北平人心头的一道疤。日本人却把这一天看作是胜利日。

　　1940年的7月7日，中山公园内举行“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台上，一人身着长衫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满口“皇军万岁”。此人正是号称北平伪报界“第一支笔”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台下，李振英、叶于良等抗团成员隐藏在人群中，义愤填膺。行动组枪手冯运修按捺不住，低声说：“不如现在就把这个卖国贼毙了吧！”叶于良连忙摇头，低声说：“这里全是日本兵，不可白白送死，等他落单儿不迟。”

　　会后，叶于良负责后方接应，李振英与冯运修一路跟踪吴菊痴到了南新华街。正逢一支出殡的队伍，唢呐声、哭丧声一片，冯运修趁机紧追上前，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随后，趁着夜幕迅速撤离。

　　次日，一份内部报告震动日伪高层：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被匪徒用枪击伤身死。

　　如今，这份报告的翻拍电子版仍保留在叶于良的电脑中。“吴菊痴的死激怒了日本军方，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些‘匪徒’只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

　　日军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擅长爆炸、放火、刺杀的抗日杀奸团主要成员并非穷人，而是衣食无忧、出身显赫的名流子弟，甚至很多人的长辈就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例如刺杀吴菊痴的冯运修就来头不小，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冯运修长得瘦小，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说到这里，神情怅然。这个仅年长他一岁的战友、伪军口中的“冯少爷”，最终壮烈牺牲，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1940年8月，日本人封锁消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和北平日本宪兵队对抗团实施“8月大搜捕”，抗团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8月6日深夜，叶于良刚进家门，就被日伪军警抓住。直到这时，叶于良的父母才知道自己养育的9个孩子中，竟然出了一个“抗日分子”！

　　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冯运修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起床焚毁由他保管的抗团文件。此时，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冯运修寡不敌众，身中数枪，以身殉国，年仅19岁。

　　“8月大搜捕”中，包括李振英在内有四十余人被捕，北平抗日杀奸团大部分骨干入狱。

　　叶于良被判终身监禁，关进位于雍和宫的北平炮局监狱。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年轻的学生们也曾害怕，但他们怕的不是牺牲，而是怕胜利不属于中国。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就一定可获新生。“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顶住了一次次的过堂、用刑和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组织投降日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这是他心头的信念，这信念使这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钢铁意志的战士。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

　　1945年9月2日，日军签署投降书。第二天，叶于良与四五百名幸存的爱国志士大步走出监狱。此时的北平已是初秋，阳光和煦。亲人们涌上前来，向他们张开温暖的双臂。

　　这一刻，叶于良和同伴们抬头挺胸，谁也没有哭。

　　1945年10月10日10时，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山响。北平十余万市民从各处涌来，见证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带领21名军官献刀投降。“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直冲天际。太和殿前，23岁的叶于良与幸存的抗团战友们比肩而立，泪洒胸襟……

　　讲到此处，老人显得有些疲惫，慢慢将老花镜推到光光的头顶，露出有些红肿的眼睛。他的脸很瘦削，双颊下凹，鼻梁挺直，依然显得风骨硬朗。“那些牺牲的同伴，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但他们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活着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

　　拿出一张照片，叶于良久久凝望。那是1939年他加入抗团后特地拍的，上面的他梳着当时流行的分头，穿着白色西装，眉眼清秀，书生意气。老人的目光划过照片中年轻的自己，口中喃喃：“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老兵档案

　　姓名：叶于良，字可辰

　　祖籍：福建福州

　　生日：1922年3月14日

　　经历：1939年7月，17岁的叶于良自愿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曾参与刺杀川岛芳子、邹泉荪、舒壮怀、吴菊痴、俞大纯等多位日伪要员的行动。1940年8月，叶于良被捕入狱。1945年9月3日被释放。

　　老兵愿望

　 “希望给更多人讲抗日杀奸团的故事”

　　前几年老伴离世后，叶于良拒绝了子女提出同住的建议，独居在东大桥的家里，每天读读新闻，看看微信朋友圈，整理整理有关抗日杀奸团的历史材料。

　　“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跟更多的人讲述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因为当年有许多学生为了抗日，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我想告诉那些歪曲这场战争的人，我们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战争的制造者，但为了保家卫国，必须战斗，誓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