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王宫

        7月下旬的北平燥热难耐，西四大街上行人寥寥。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随即警哨声大作。一辆黄包车斜在路边，车前站着一个大男孩，手里举着枪；车上的人身中两枪，气息全无。

　　举枪的男孩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旁边伸出一双手，一把将他拽进七拐八弯的胡同里……

　　那一年是1940年。刺客叫叶于良，只有18岁。车上的死者叫俞大纯，时任伪政府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他所掌控的机构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侵略中国。

　　虽已过去了75年，但那一幕依然不停闪回在叶于良的记忆中，不曾模糊。

　　“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我希望杀了他之后，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能少死几个。”年过九旬的叶于良端坐在沙发上，手指微微颤抖，枪管的灼热感仿佛还残留在指间。

　　1937年7月，北平志成中学放了暑假。15岁的叶于良兴冲冲赶到天津，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他要去叔叔家过暑假。两天后，叶于良见到了叔叔，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毁了他快乐的暑假。“良子，北平打起来了，你回不去了……”叔叔神色黯然。

　　这一天是7月8日，十多个小时前，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叶于良也随着叔婶借道上海坐船回福州老家避难。叶于良在福州第一中学借读，所有的课程都在讲抗日。每天听抗日报告、学抗日歌曲，参加黄埔军校教官教授的义勇军训练课……一个念头在叶于良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要回家，我要抗日！”

　　次年1月，仍在北平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攥着父亲辗转经香港汇来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决定告别叔婶，回家！

　　从福州坐船到了天津，叶于良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刚抓着门把手，他就被一个日本人狠踹了一脚，差点儿掉下车去。年轻气盛的叶于良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旁边的一位长者死死拽住，“孩子，忍忍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

　　憋着一肚子气的叶于良回到北平，虽然家人尚在、学校尚存，但大街上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伪军——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北平。

　　回到学校后，虽每天继续上学，但叶于良的内心已不再平静，他期待着能有机会，释放出心中的憋闷与屈辱。

　　一天，一对兄妹找到叶于良，哥哥问：“你这么恨日本人，敢抗日吗？”

　　论起来，这对兄妹与叶于良沾点儿亲，他们的身世可不寻常，其祖父正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

　　“我为什么不敢？！”叶于良一梗脖子，脱口而出。兄妹相视而笑，向叶于良伸出了手，这时，叶于良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抗日组织。“连汉奸的后代都懂得抗击日寇，我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叶于良紧紧握住这对兄妹的手。

　　1939年7月，又是一个暑假。叶于良不再盼着出游，而是乖乖待在家里，他在等一个人。

　　一天傍晚，那个人悄悄地来了。

　　来人叫李振英，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低，左手背有一处伤痕，那是他炸日本人仓库时留下的。叶于良这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加入的组织竟是平津地区有名的学生抗日组织“抗日杀奸团”，李振英正是他的上线。

　　叶于良举起右手，一脸郑重，轻声念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他按照要求，将写有誓言的纸条烧掉。

　　从这一刻起，17岁的叶于良投身抗日的洪流。

　　情报搜集、跟踪、爆破、用枪……接受一系列训练后，叶于良被派去调查伪政府商会会长邹泉荪。

　　叶于良的爷爷是晚清进士，父亲是律师，他所就读的志成中学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邹泉荪的侄子正是叶于良的同班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叶于良很快查清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上下班时间，选好了行刺和撤退的路线。可惜，邹泉荪的夫人做了替死鬼——行动失败。

　　叶于良来不及沮丧，因为不断又有新的任务。不久，抗日杀奸团根据叶于良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伪政府工务局局长舒壮怀，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半年实习期满，表现突出的叶于良被调进行动组。刚到行动组，就接了个大任务。

　　1940年春的一个下午，李振英找到叶于良，低声说：“川岛做寿，我们去一下。”叶于良心领神会。

　　这一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的新新戏院二层庆祝34岁生日。大戏开演，川岛芳子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着墨镜，前呼后拥而来，于二层正中落座。

　　川岛芳子带了十多个保镖，李振英和叶于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李振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刺杀。不料，川岛芳子只待了半小时就突然抽身离席。等两人追出戏院时，她已经乘车远去。 “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如果她那时死了，许多抗日的人就能活。”时至今日，叶于良仍对没能成功刺杀川岛芳子而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