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舜寿是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先后主持并参与设计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等多型飞机；他是新中国早期航空工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一直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设计体系。徐舜寿的工作搭档、时任某研究所所长刘鸿志评价他是航空工业科研战线上“难得的帅才”。

　　时至今日，在一些航空研讨会上，徐舜寿的“牛肉烧豆腐”理论仍然被引用——说的是想做牛肉烧豆腐，不用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买就可以了。他始终认为，航空工业要细致分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一些重大实验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完成，飞机设计研究机构的任务是用这些成果出飞机、出人才。

　　徐舜寿常说：“选型就是在空军现有的机种中找‘缺门’。”早在歼教-1还在设计时，徐舜寿就提出要搞超音速歼击机。在一些人看来，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实力，这无异是天方夜谭。徐舜寿知道，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必须要走。“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必须用歼击机抵御外敌，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仿制快要退役的型号。”

　　徐舜寿是眼光长远的规划师，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曾对年轻的设计师们说：“飞机上天，主要看技术过不过硬，看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试验，是不是喜欢钻书本、查文献，是不是有进取心。”

　　除了主持必要的科研会议，徐舜寿更多的是与技术人员一同研讨问题。徐舜寿为人谦逊。有一次，他请技术员帮他核对一组数据，看完核对结果后说：“还是你算得好，你比我强。”之后，他多次在大会表扬那位技术员是真正的专家。

　　1964年，上级决定将徐舜寿调到西北地区的一家研究所。当时，某型飞机研制刚刚起步，妻子宋蜀碧问他：你愿意这个时候调到那里吗？徐舜寿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徐舜寿的回答，宋蜀碧并不感到意外。多年后，宋蜀碧回忆，在刚搬到工厂家属楼时，夜里她第一次听到发动机的试车声，徐舜寿告诉她“这是最美的音乐”。

　　“给技术尖子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你看，我这样翻译，是不是比你那样好些？”徐舜寿慈祥的笑容及温和的话语，让“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一生难忘。

　　有一次，徐舜寿让陈一坚翻译一本外文书，陈一坚很快译好“交卷”。没想到，徐舜寿把他叫到办公室，一边逐字逐句地修改，一边给他耐心讲解翻译要领。

　　徐舜寿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了陈一坚的一生。后来，陈一坚跟随徐舜寿转战大西北。多年后，他撰写的《飞行器结构强度飞行手册》正式出版，这是对他的老师——很早就关注到飞机强度问题的徐舜寿最好的致敬。

　　徐舜寿早年留学美国，又自学俄语。1953年，徐舜寿发现一本俄文教材，他认为这本书对青年设计师很实用。在出差的硬卧车厢里，他用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纸开始翻译，旅途中便将整本书翻译完毕。

　　这本书出版后，徐舜寿把全部稿费捐献给国家。从此，不管是到研究所还是工厂，他都要带上几本，赠送给青年设计师，鼓励他们不断进步。

　　“徐总身材修长，面带微笑，平时习惯穿米黄色夹克，颇有学者风度。他讲话时，总是始终微笑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勉励我们要全身心投入工作，钻研技术……”当年聆听过徐舜寿教诲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过耄耋之年，他们仍清晰记得徐舜寿的谆谆教诲。

　　上世纪50年代，飞机设计室刚成立时，徐舜寿想方设法为年轻设计师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每位来沈阳的航空领域专家，他都登门拜访，请他们来设计室授课。几位中专毕业的设计师对如何学习有困惑，徐舜寿甚至为他们请来苏联顾问、著名的航空设计师斯米尔诺夫谈工作和学习方法。

　　徐舜寿还模仿国外航空企业，聘请国内教授作顾问,并颁发聘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设计室里每位技术骨干都可以向专家提问，专家可以随时答疑解惑。

　　徐舜寿在育人用才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工程设计要有“常规的快手和关键的专家”——前者是指一般工程师，他们是常规计算分析的快手和打样画图的能手；后者是课题研究的专家，确定方案时能拍板定案。他自创的“优选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挖掘了7名技术尖子，后来3位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在母校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在他生前工作的西北地区某研究所，在他的故乡浙江南浔，徐舜寿的塑像目光坚毅地望向他一生向往的天空，见证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徐舜寿航空报国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航空事业的血脉。在他身后，歼-8Ⅱ总设计师顾诵芬、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等人没有愧对恩师的嘱托，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用一架架先进战机，在祖国的辽阔空天构筑起钢铁长城。（杨元超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