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舜寿是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先后主持并参与设计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等多型飞机;他是新中国早期航空工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一直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设计体系。徐舜寿的工作搭档、时任某研究所所长刘鸿志评价他是航空工业科研战线上“难得的帅才”。
时至今日,在一些航空研讨会上,徐舜寿的“牛肉烧豆腐”理论仍然被引用——说的是想做牛肉烧豆腐,不用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买就可以了。他始终认为,航空工业要细致分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一些重大实验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完成,飞机设计研究机构的任务是用这些成果出飞机、出人才。
徐舜寿常说:“选型就是在空军现有的机种中找‘缺门’。”早在歼教-1还在设计时,徐舜寿就提出要搞超音速歼击机。在一些人看来,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实力,这无异是天方夜谭。徐舜寿知道,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必须要走。“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必须用歼击机抵御外敌,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仿制快要退役的型号。”
徐舜寿是眼光长远的规划师,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曾对年轻的设计师们说:“飞机上天,主要看技术过不过硬,看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试验,是不是喜欢钻书本、查文献,是不是有进取心。”
除了主持必要的科研会议,徐舜寿更多的是与技术人员一同研讨问题。徐舜寿为人谦逊。有一次,他请技术员帮他核对一组数据,看完核对结果后说:“还是你算得好,你比我强。”之后,他多次在大会表扬那位技术员是真正的专家。
1964年,上级决定将徐舜寿调到西北地区的一家研究所。当时,某型飞机研制刚刚起步,妻子宋蜀碧问他:你愿意这个时候调到那里吗?徐舜寿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徐舜寿的回答,宋蜀碧并不感到意外。多年后,宋蜀碧回忆,在刚搬到工厂家属楼时,夜里她第一次听到发动机的试车声,徐舜寿告诉她“这是最美的音乐”。
“给技术尖子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你看,我这样翻译,是不是比你那样好些?”徐舜寿慈祥的笑容及温和的话语,让“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一生难忘。
有一次,徐舜寿让陈一坚翻译一本外文书,陈一坚很快译好“交卷”。没想到,徐舜寿把他叫到办公室,一边逐字逐句地修改,一边给他耐心讲解翻译要领。
徐舜寿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了陈一坚的一生。后来,陈一坚跟随徐舜寿转战大西北。多年后,他撰写的《飞行器结构强度飞行手册》正式出版,这是对他的老师——很早就关注到飞机强度问题的徐舜寿最好的致敬。
徐舜寿早年留学美国,又自学俄语。1953年,徐舜寿发现一本俄文教材,他认为这本书对青年设计师很实用。在出差的硬卧车厢里,他用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纸开始翻译,旅途中便将整本书翻译完毕。
这本书出版后,徐舜寿把全部稿费捐献给国家。从此,不管是到研究所还是工厂,他都要带上几本,赠送给青年设计师,鼓励他们不断进步。
“徐总身材修长,面带微笑,平时习惯穿米黄色夹克,颇有学者风度。他讲话时,总是始终微笑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勉励我们要全身心投入工作,钻研技术……”当年聆听过徐舜寿教诲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过耄耋之年,他们仍清晰记得徐舜寿的谆谆教诲。
上世纪50年代,飞机设计室刚成立时,徐舜寿想方设法为年轻设计师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每位来沈阳的航空领域专家,他都登门拜访,请他们来设计室授课。几位中专毕业的设计师对如何学习有困惑,徐舜寿甚至为他们请来苏联顾问、著名的航空设计师斯米尔诺夫谈工作和学习方法。
徐舜寿还模仿国外航空企业,聘请国内教授作顾问,并颁发聘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设计室里每位技术骨干都可以向专家提问,专家可以随时答疑解惑。
徐舜寿在育人用才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工程设计要有“常规的快手和关键的专家”——前者是指一般工程师,他们是常规计算分析的快手和打样画图的能手;后者是课题研究的专家,确定方案时能拍板定案。他自创的“优选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挖掘了7名技术尖子,后来3位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在母校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在他生前工作的西北地区某研究所,在他的故乡浙江南浔,徐舜寿的塑像目光坚毅地望向他一生向往的天空,见证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徐舜寿航空报国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航空事业的血脉。在他身后,歼-8Ⅱ总设计师顾诵芬、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等人没有愧对恩师的嘱托,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用一架架先进战机,在祖国的辽阔空天构筑起钢铁长城。(杨元超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