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定“大问题”，而不是“短平快”课题

　　“大问题”，是深深植根在神经所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

　　正是因为瞄准了重大科学问题，才促使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的建成、完善。事实上，自2002年开始，世界上诸多研究机构就已展开对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的研究。2010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科学家米塔利波夫曾率领团队成功移植了克隆猴胚胎，遗憾功败垂成，胚胎发育至81天后以流产告终。

　　而由于灵长类研究的投入成本高、产出周期长，起初，神经所内外不少以鼠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员对体细胞克隆猴研究的投入并不看好。2009年，蒲慕明力排众议，动用所长基金布局建设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那一年，中科院对神经所试行全院系统唯一的稳定支持政策，其中包括所长基金。自2012年起，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项目先后获得中科院各类经费支持。其背景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科院，在这一年启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脑功能联结图谱研究”。这一专项是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先导专项之一，早于美国、日本、欧盟等相关“脑计划”的启动时间。

　　2014年，中科院开启“率先行动”计划，以研究所分类改革提纲挈领，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同年，以神经所为依托单位，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成立，成为中科院首批成立的4个卓越创新中心之一。

　　2015年，“中国脑计划”规划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提出“一体两翼”架构，即以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主体”，以重大脑疾病诊治新手段和类脑智能新技术为“两翼”。中科院迅速响应，筹谋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协同发展，由神经所与自动化所共同谋划的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在这一年正式成立。

　　重大变革催生重大产出。也许是巧合，2017年11月27日，神经所成立18周年当天，体细胞克隆猴“中中”诞生。在蒲慕明看来：“我们成功的原因是看准了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并且坚持下去，而大多数国外实验室都放弃了。我们的成功，更是由于凝聚了一批尖端人才。”

　　“要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要做重要的问题。希望神经所的老师、同学有信心做出最好的工作，有信心和胆识去做重要问题，最终会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蒲慕明坚信不疑。评价的“指挥棒”也在引导大家探索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创新性重大科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做“快、安全、易出文章”的课题。

　　每年11月底是神经所的“大聚会”，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成立后，这一传统继续延续，成为整个中心的“大聚会”，在学术交流的同时进行当年的绩效评审。评审结果作为科研人员年度科研经费申请和绩效津贴调整的依据，并直接影响他们受资助的力度和晋升的机会。

　　绩效评审结果分为A、B、C三档，连续两年评为C的成员将被要求整改，整改期间停止年度绩效津贴的发放；连续3年评为C的成员将被要求退出；连续两年评为A的成员将获得晋升考核时的优先权。

　　王燕记得，开始执行的时候冲击力很大。有科研人员想不明白：自己发了那么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为什么考评只得了C？因为评审标准不一样了，从2015年底就开始打破“唯论文”评价体系，重点考核对团队攻关项目的贡献，不计与团队项目无关的成果；在中心重点布局的领域有重大创新性成果；对交叉学科交流的投入，包括多单位“蹲点”教学与研究、指导双导师研究生等。

　　什么是好成果、大成果？什么样的成果算得上重大突破？“开创新的科研领域、在原有科研领域获得里程碑的成果才算得上是重大突破。放眼全球，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都有这样的成果。每个科研领域都有众所周知重大的未解难题，能在一个领域不断产生重大突破，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领跑者。”蒲慕明说。

　　要“自由探索”，更要“团队攻关”

　　“回国已经5年，看看什么时候能拿到第一个临床批件吧。”7月8日，神经所研究员杨辉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配上斗志昂扬的微笑表情。

　　2014年，29岁的杨辉成为神经所最年轻的研究员，担任灵长类疾病模型研究组组长、博士生导师。“90%的罕见病无药可治，我们能否用基因编辑做些什么？”杨辉说，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全球目前发现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患病人口超过3亿，比肿瘤患者还要多。他和团队的目标是，开发出更高效率、更安全的基因编辑工具，建成一个治疗罕见病的研发平台，“中国第一只基因药不会太远”。

　　今年上半年，杨辉的研究组迎来一次小丰收，连续在《科学》《自然》杂志发表两篇论文，全球首次证实单碱基基因编辑存在脱靶效应，继而进一步修复脱靶“漏洞”，建立新一代单碱基基因编辑工具。这位年轻的研究员坦言：“仍然很忐忑，最担心辜负学生没日没夜的努力，蒲老师在春节假期还在帮我们一遍遍改文章。感谢大家努力，希望成果能早日造福中国病人。”

　　体细胞克隆猴的诞生，无疑让杨辉离梦想变得更近了。从2018年开始，每月开一次的克隆猴团队研讨会，除了灵长类平台主要人员之外，神经所许多研究组参加，期待在深度交叉融合中结出更多创新果实。孙强说，在成功构建世界首批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的基础上，正在组织更多的力量，集全所、全卓越中心甚至全国之力，尽早研制出多种用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研发的疾病模型猴和工具猴，“所里许多研究组都与我们有合作”。

　　在蒲慕明看来，眼下绝大多数领域的突破都需要合作攻关，建立精练高效的攻关团队是重大突破的关键，“生物科学界目前最大挑战就是建立有效的攻关团队。”人工合成全活性的牛胰岛素、高产优质水稻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都不是单兵作战的结果。在重大问题上做出突破性工作，需要每个成员精诚合作、刻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团队精神，把团队攻关任务和目标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这也是蒲慕明一直倡导的，一流科研机构应有的一流科研文化。“寻找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必须是自由探索式的。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仅靠个体的自由探索已经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因此，中青年科学家摒弃名利的局限，相互合作，共同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神经所成立之初，就坚持将团队联合攻关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核心途径，积极探索建立兼顾集体目标与个人兴趣、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的科研体制机制。在这里，科研人员的个人兴趣绝大部分得到了尊重，个人专长绝大部分找到了用武之地，有价值、有特色的前沿研究领域基本得到全面覆盖。

　　蒲慕明对中西方科学家的培养方式有着深刻理解，他希望在神经所推动建立新的科学文化，培养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应该有忘我精神，更要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科技成果报效国家。

　　“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蒲慕明曾给所里的研究组长群发过一封邮件。

　　在他看来，科研人员应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科学家的水平是靠思路与创新，而不是以所拥有仪器的最新型号来表达的。学术界一度出现的“抢夺”资源风，是对社会的浪费。神经所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快速发展靠的不是资源的投入，而是坚守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理想，坚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就任神经所所长之初，蒲慕明曾经放下豪言：“对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地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所，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信心。这将是一个会记载在中国科学史上的研究所。作为神经所的第一任所长，我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将神经所变成一块沃土，在这块沃土上科学发明的种子将会发芽和生根、开花。”

　　今年，71岁的蒲慕明即将见证这一自己倾注无数心血的研究所步入第20年，完成又一次重大转身。再过不久，它将以“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名字，继续完成它的使命和担当。

　　创新，创新，再创新。

　　融合，融合，再融合。

　　这是时代使然，大势所趋。当前，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年深耕细作，一支由优秀科学家领衔、以优秀青年科学家为主体的攻关团队已经日益成熟，成为我国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的一支主力军。20年改革创新，蹚过的河、架过的桥、走过的路，已然融入中国科技创新攻坚克难的伟大进程，成为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块基石。（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