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外企老板“谈工资”

　　工资集体协商是工会工作的难点。外企行政方一开始并不赞同工会搞工资集体协商。

　　傅维斌决心突破一下。在和职工进行深入了解和沟通、研究工会法律和成功案例、做了充分准备后，傅维斌向企业行政方提出工资协商要约，提出按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收益给员工涨工资。这在厦门市的外资企业里开了先例。

　　和行政方的谈判并不轻松。日商代表先是展示出资本的强势，而傅维斌见招拆招，终于让行政方诚心诚意地坐到谈判桌前。

　　经过数月的协商和无数次修改提案后，双方终于签订了集体合同。2011年，每个职工的工资比厦门市最低工资至少提高了20%。

　　傅维斌在厦门市工会基层基础建设动员大会上分享了和行政方沟通的经验：“一是消除行政方的顾虑；二是建立与行政方良性互动的平台以支持后续各项业务开展；三是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行业发展情况，确保工资集体协商能让职工获利，企业经营持续良性的循环。”

　　第一次协商过后，傅维斌并没有止步，他燃起热血：“这次的成功只是个起点，既然开始了，就要做到最好！”

　　第2年，要约按时发出。当年，职工平均工资又提高了13.07%。

　　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TDK的职工每年工资的涨幅都在11%以上。这在外资企业里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数字。

　　除了基本工资，傅维斌还带领企业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必要的特殊补贴，比如“三八”妇女节当天每名在职女员工享有4小时双倍工资。

　　员工们高兴地说：“工会不仅是我们的‘代言人’，也是我们合法权益的‘保护神’。”

　　“不当工会主席，肯定会感到失落”

　　除了担任工会主席，傅维斌的本职工作是保安科股长，每天都要绕全公司巡厂三到四次。很多问题，也是细心的他在巡厂的时候发现。

　　在工会副主席张小娟的眼中，傅维斌是有责任敢担当的老大哥。她回忆起刚进工会不久的一件小事，同车间的一名同事患了白血病，热心肠的她在公司内网上发起募捐公告，很快就募集到7万多元善款。可当她拿着钱对接公司负责人时，却被回复：“你这种私自组织募捐行为已经违反公司规定，公司不予负责。”爱心善款反倒成了烫手山芋，张小娟顿时不知所措，甚至有部门私下要求她退回捐款。正当她倍感无助时，接到了傅维斌的电话，“别怕，你做的对！这件事是工会组织的，有什么责任工会来扛。”到现在，张小娟还记得那刻的感动、感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傅维斌说：“做工会工作，要有牺牲精神，但最后收获的一定是快乐。”

　　那些和傅维斌同时进入公司的一批人，有的已经是经理级别了，可整天忙忙碌碌的傅维斌还只是一名股长。“或许是干工会工作得罪什么人了，才会17年还是一名小股长。”妻子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叨念两句。面对家人的不解，傅维斌有时也会思考自己干这些事到底值不值得，但他知道自己“如果有一天不当工会主席，肯定会感到失落。”

　　付出终归有回报。 2009年傅维斌获得厦门市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他被评为厦门市“最美劳动者”，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福建省十一届职业道德先进个人。（俞怡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