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 资料图片

　　蒋筑英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82年6月15日下午，他因劳累过度所引发的疾病去世，终年43岁。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了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的事迹也传遍了全国。30多年后，记者叩开了蒋筑英妻子路长琴的家门，聊起了她和蒋筑英的一些家事。

　　蒋筑英曾是“黑五类”后代

　　路长琴与蒋筑英是长春光机所的同事。当时蒋筑英在第四研究室，主攻光学研究，路长琴在第十研究室。1967年底，两人通过各自宿舍的同事介绍得以相识。在二人的交往中，有人提醒路长琴，蒋筑英出身不好，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入狱服刑，蒋筑英是“黑五类”的后代。然而，路长琴执著地认为，出身不是一个人能选择的，重要的是这个人走了什么样的道路。蒋筑英是业务拔尖人才，而且人品非常好。她说：“就算他将来因为出身问题影响发展，我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968年初，蒋筑英和路长琴喜结连理。

　　1981年10月，蒋筑英父亲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1982年6月26日，也就是蒋筑英同志逝世的第11天，长春光机所第四研究室党支部召开大会，大家一致同意蒋筑英同志入党，并请求上级党组织追认蒋筑英为中共党员。

　　妻子眼中的蒋筑英

　　在路长琴眼中，蒋筑英有很多个身份，他既是父母的好儿子，又是自己的好丈夫，更是子女的好爸爸。路长琴认为，这么多个身份，蒋筑英都做得很称职，又都有点儿不称职。

　　蒋筑英孝顺父母，对弟弟妹妹也十分照顾。由于父亲因历史问题入狱，蒋筑英很早就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蒋筑英在读研究生期间，每月有40多元生活费，他把其中的一半寄回家里，直到最小的妹妹有了工作。在父亲入狱期间，他经常给父亲写信，介绍家里的情况，让父亲情绪稳定。然而，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但他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俊朗的模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人品，特别喜欢看书，关心政治，做事从不蛮干，讲究政策和道理……在路长琴心中，蒋筑英是个近乎完美的人。他们伉俪情深，蒋筑英对路长琴也是恩爱有加。蒋筑英做菜特别好吃，一有时间就会钻进厨房，为家人做上一顿美味的“大餐”。生活中的蒋筑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喜欢讲笑话。1982年，蒋筑英从德国出差回来，把国家给他的绝大多数补助自愿交公，还为光机所购买了研究仪器，自己却只带回一台二手电视机。当时，国外二手电视机非常便宜，蒋筑英对路长琴说：“这台电视机值60块豆腐！”

　　蒋筑英特别爱干净，当时人们都用假领子，蒋筑英的假领子都是一天一换，路长琴每天都会把假领子洗干净。蒋筑英工作特别辛苦，经常要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路长琴每天都要等蒋筑英回家后才睡觉。“远远的，听见自行车铃声，便知道是老蒋回来了！”路长琴沉浸在回忆中。

　　蒋筑英也有些事做得让路长琴有些小意见。1968年3月，夫妻二人回蒋筑英的老家杭州结婚。在上海逛商场时，路长琴只买了一套新衣服，其他时间都被蒋筑英占用了。“老蒋这个人热情，他出差前都会用笔记下同事们需要帮助采购的东西。他做人认真，帮别人买东西的时候也很认真，都要选择物美价廉的。”路长琴无奈地说，“我们俩回长春时带回几大箱东西，但都是为同事捎带的。”

　　路长琴说：“老蒋就是这样一个想着他人的人！”蒋筑英所在的研究室有的同事老少三辈住在一起，而新来的大学生在单身宿舍缺乏学习条件，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蒋筑英三番五次地找后勤部门，和管房产的人争得面红耳赤。1981年底，光机所调房时，按照副研究员的待遇，蒋筑英应该分到三室的新房，可是蒋筑英却找到管房产的人要求：“给我两室的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把宽绰的房间让给更需要的人。”先人后己，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评职称时。当组织想破格提他为副研究员时，远在德国的他给领导写信，表示愿意把机会让给老同志。

　　在路长琴心中，蒋筑英绝对是合格的父亲。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一有时间，他就会陪着两个孩子玩耍、嬉闹。然而作为父亲，蒋筑英离开孩子们太早了。

　　多少年过去了，说起这些事，路长琴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了，可是这位乐观、坚强的老人说到动情处，却在记者面前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