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天下”观念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相连相通

　　我曾对红色文化在江南地区落地的史实和机制进行过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围绕“中国元素”与红色文化落地的关系展开讨论。

　　简而言之，和红色文化最有关系的“中国元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华传统文明，另一个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

　　从中华传统文明来说，其中确有不少元素可以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相连相通。目前，最需厘清的是“天下”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20世纪之前，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天下”占据中心位置。今日通用的“世界”，在当时一般只在佛典意义上使用。今天，经常有人将“天下”与帝王统治联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其实，“天下”有政治概念的内涵，有地理概念的内涵，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概念。

　　它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却又不仅仅属于族群意义的中国，而属于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正所谓，“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以“天下”观念不是落实于帝王，而是落实于苍生。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露在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中。在顾炎武看来，“亡国”（改朝换代）是肉食者（君臣）考虑的事；“亡天下”是“匹夫与有责焉”。一旦“亡天下”，文化消逝，仁义充塞，将产生“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局面。所以，“天下”的着眼点是人，是天下苍生。

　　如果理解了“天下”落实在苍生，也就能理解它为何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可发展于一国，但绝不局限于一国。它是全球的，属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劳苦大众。“天下”观念也是如此，发展于中国，但不局限于一国、一族。所谓家国天下，从其顺序就能看出一方面互相联系、另一方面彼此递进。

　　“天下”在价值层级上高于国家，并作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系于普遍的民生，关乎全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在中国的落地几无窒碍，因为“天下”观念已成为中国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既存状态。

　　从20世纪20年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马克思原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却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悖论是矛盾的，也是深刻的。中国革命成功的要诀，也正在于此。

　　从原典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状态下才有发生的可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产业工人。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也不具备。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比如，对阶级斗争原理的中国化把握。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一个基本原理，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果机械地照搬阶级斗争原理来干革命，一方面找不到革命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敌人也会多如牛毛。因此，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对各阶级的分析不是机械的、简单的，而是实际的、复杂的。这从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能得到证明。

　　正因为我们党的阶级分析是实际的、复杂的，同时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追求民族独立，所以我们党对“中间力量”即革命可联合力量的判断也是灵活的、随局势而动的。

　　再如，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断和原理都植根于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因此，在诸如民族自决等问题上，我们没有采取俄国那样的方式。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华传统文明与外来主义相连相通、红色文化落地扎根的过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出版重镇，上海是全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上海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由此，红色文化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思想者小传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计划”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