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经过现场搜救人员确认，两天前在贵州省关岭县滴水滩瀑布进行瀑降遇困的两名探险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悲剧的发生让原本小众的户外极限运动，再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见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

　　户外极限运动包括速降、蹦极、攀岩、马拉松、滑雪等，上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目前，户外极限运动已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类别，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对此趋之若鹜，并催生了具有一定市场规模的户外极限运动培训机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极限运动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由8000家增长至近3万家，仅2019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就有4200家，户外极限运动正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产业。

　　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户外极限运动造成的伤亡事故时有发生。比如，2017年，“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吴永宁在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亡；不久前，一名女翼装飞行爱好者在张家界天门山不幸遇难……

　　这些悲剧既与爱好者缺乏专业技能储备、对安全风险不够重视有关，同时又与法律的刚性约束不足也有关。与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相比，户外极限运动不仅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而且强调和追求参与者在突破身心极限后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对专业技能的要求更高，参与者必须经过长期的专业技能培训，才能确保人身安全无虞。

　　遗憾的是，因相关市场规范的缺失，不少没有资质、没有专业领队、没有完备应急预案的“三无”户外极限运动俱乐部，为分得市场蛋糕的一杯羹，纷纷以“速成”的形式开展所谓的专业培训，甚至不给参与者购买相关保险，这无异于给相关参与者埋下了人身安全的隐患。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提早谋划与之相适应的法规规范，户外极限运动的行业、产业发展极有可能陷入混乱状态，让更多人面临安全隐患。

　　进而言之，如果没有相应的规范约束和保障，户外极限运动在未来发展中恐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而整个社会也可能为此耗费更多资源。近些年，每次户外极限运动险情发生后，政府和有关组织为实施救援而动用的社会资源难以估量，这已经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也出现了一些被救援者事后被索赔的案件，这些都提示我们，对户外极限运动者的救援不是无限的，涉事个人也应为自己的不理智埋单。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有必要及早在这方面划出红线，倒逼相关行业和人员最大限度地把安全放在首位，对自己负责，同时节约社会资源。

　　“法者，治之端也。”我们期待尽早制定涉及户外极限运动的规范和制度，逐步建立起具有领先水平的户外极限运动治理机制，在系牢“安全绳”的同时，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