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李娜

　　4月15日，是邓俊结束隔离休养的日子。时隔73天，她再次见到了自己9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

　　成为妈妈后，这是邓俊与儿女最突然的一次分别。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不少与邓俊同批从四川前往湖北支援的医疗队员中，尤其是女性医护人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莉现在还记得，一年前在四川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上，泪水、叹息和笑声混合在一起的一幕幕。与会者是像邓俊一样的职场女性，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女工匠、女劳模。摘下“精英”的标签，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母亲。

　　是否成为一位母亲，对女性来说，可谓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山的那一边，是妙人；山的这一边，是超人。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这句源自梁启超《新民说》的话，几乎出现在每一个讨论女性与母亲角色的话题里。

　　妈妈当然可以选择成为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妈妈必须是超人。

　　男女有别

　　2月2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邓俊跟随四川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准备的时间太短，邓俊最大限度地缩减了行装，即便如此，她仍然没忘记带上生理期卫生用品。

　　事实证明邓俊此举很明智。不仅因为她正式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例假，还因为疫情战役前期，武汉一度出现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缺乏生理期卫生用品的现象。而在4.2万余名援鄂医疗人员中，有2.8万名是女性，占比达到三分之二。

　　随着有关部门将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纳入疫情保障用品清单以及社会各界相关捐赠陆续到位，问题得以解决。但邓俊觉得，只从这样一个小插曲就能看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职场中，男女有别，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直到正式上岗，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学时班里女生那么少。”西南空管局管制中心终端管制一室副主任周阳俊从小向往蓝天，但当她成为一名空管人员后才发现，与理想的工作相伴随的，是白班换夜班夜班换白班导致的不规律作息与生物钟紊乱，还有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这其中的每一点，都是对女性职工的挑战。

　　“尤其是做了妈妈之后。”周阳俊强调。她所在的管制一室，140余名职工中目前只有13名女性。生育，是女管制员调岗的最常见原因。

　　在生理期克服身体的不适，还要长时间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工作，每一名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都要经历这样的尴尬。在高压高强度的医生岗位干了15年，邓俊早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很要强，最不愿别人用性别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能力。在成为妈妈前，就算是硬撑，邓俊也会尽力克服女性在这份工作上的一些天然劣势。第一次怀孕，直到孕期7个月时她都在坚持上夜班，生产前一个星期还正常在岗。

　　2010年和2014年，邓俊先后生下一儿一女。虽然医院明确规定结束产假的女职工在哺乳期间可以推迟半小时上班，“可交班时间是统一的，医生如果到晚了，所有工作流程就乱了”。邓俊放弃了政策优待，这意味着两个孩子的纯母乳喂养期也在出生6个月后就结束了。

　　向来潇洒的邓医生第一次意识到，未来，她每一次勉强自己，都可能会连带委屈孩子。

　　盔甲与软肋

　　尽管很不放心，王敏依然支持了妻子邓俊去武汉的决定。像大多数留守后方的丈夫一样，他也对邓俊说：“家里的事都交给我。”

　　这话说出口才没几天，王敏就差点栽了跟头。“辅导儿子做作业想不生气太难了。”在视频通话里，他不得不向妻子求助。

　　王敏不是唯一遇到难题的人。杭州一名医护人员结束隔离回到家，在整洁干净的客厅外，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衣服、枯萎的绿植和发霉的蔬菜水果——那都是丈夫两个月独居的成果。

　　“你要学会调整心态，用巧劲与他周旋。”语气轻松地给王敏传授着经验技巧，邓俊心里还有点偷着乐。王敏做销售工作，成天在外奔忙，此前两个孩子的学业都由邓俊负责，“再说孩子也黏我”。

　　从子宫起步的生命，天然对母亲更依恋。儿子一岁多时，正是邓俊研究生学业最忙碌的时候。尽管夫妻俩的父母都能帮忙照顾孩子，可孩子却只对邓俊的陪伴有最强烈的需求。邓俊说，那会儿她最“害怕”儿子来敲书房的门。无论手上的书本正看得多投入，只要一听见孩子奶声奶气叫“妈妈”，她就只能先打开门抱起他。

　　对邓俊而言，那是幸福与无奈交融的时刻。孩子和家庭，既是她的软肋，又是她的盔甲。

　　受四川省总工会支持，郑莉曾带领课题组在2018年对“全面两孩政策下四川省女职工的发展风险与家庭政策支持”进行了专题调研。课题组对该省4700余名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从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长看，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长都高于丈夫。

　　平均来说，妻子工作日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丈夫多1个小时，周末比丈夫多1.67个小时，每周比丈夫多8.6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工作时间。

　　“有趣的是，尽管如此，调查结果却显示，在‘家庭影响工作’这一问题上，男性的得分还高于女性。”郑莉说，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受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影响，女性已将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视为自己责任之内的事情，从而降低了对其的感知度。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八成职场妈妈带娃都是亲力亲为。六成职场妈妈下班后即无缝衔接进入带娃模式，还有15.2%的职场妈妈完全自己照顾孩子，付出的精力更多。

　　李玲就是那15.2%中的一员。

　　和邓俊一样，每个加班的晚上，绵阳车务段客运营销科的助理工程师李玲都很怕电话响起。因为那一定是大女儿又在催自己回家了。

　　李玲的丈夫是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远洋货轮的一名船长，每次出海短则10个月，长则一年多。这意味着从孩子教育到灯泡更换，家庭的一切大小事都要靠李玲扛着。“没办法，如果要挑剔他的职业，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这个人。”每当面对旁人惊讶进而疑惑的表情，李玲都这样解释。

　　即使用最严苛的标准衡量，李玲也是绝对的超人妈妈。丈夫不在身边，她独自经历了两次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小儿子出生时，39岁的李玲还是高龄产妇。由于双方父母年事已高，第二次产假结束后，除请了一位阿姨帮忙，许多育儿的大小事她都一手包办。

　　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李玲坚持母乳喂养直到自然离乳。大女儿出生时，她还在车站工作，作息不规律工作节奏快，常常来不及去与旅客共用的母婴室吸奶。她只能抽空悄悄躲进休息室，遇上有人敲门，还要放下吸奶器匆忙整理着装。“很难，但为了孩子，我想每个母亲都能做到。”

　　意志顽强不意味着身体也同样顽强。承受多年内外兼顾的压力，李玲的身体好几次向她报警。有一次，她去医院检查后，得到的是“无法确诊，需穿刺手术进一步诊断”的结果，“当时真的吓坏了”。

　　在从医院回家的公交车上，李玲头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阳光下的过往行人，被一种由衷的羡慕之情和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袭击了。“我怕倒下，也不敢倒下，我还要做两个孩子的靠山。”

　　时间悖论

　　李玲钰觉得，自己人生中“最不守约”的一次，是在2008年休产假期间。

　　作为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操作技师，李玲钰常常以“月”为单位到外地出差。怀孕后，她早早向单位申请在孩子满两岁前不再出差并获得允许，那时她觉得，至少要陪孩子度过最小最柔弱的时期。

　　可儿子出生后才3个多月，李玲钰听说公司有新技术研发和新设备试用，一下子就把之前的规划抛在了脑后，申请立即返岗。“飞机不等人，只要有一根线束交付不了，就会影响后续装配。”

　　李玲钰是成飞公司总装一厂线束制造中心的副工长，她能用比工友快七八倍的速度剥完一根线束的几百根导线，被同事称为“能在飞机‘神经系统’上‘绣花’”的人。

　　神奇都是靠时间“夯”出来的。当妈妈前，下班后安静的厂房是李玲钰很喜欢待的地方，她在那里琢磨近期碰到的工艺难题，因此还试出了好几种工艺手法，“可现在，这些时间都被孩子分走了”。

　　2010年，李玲钰的儿子患了一场持续半年的肺炎。那期间，为了挂上号，孩子的父亲凌晨4点多就要去医院排队。医院没有床位，夫妻俩每天搭公交车往返带儿子输液。“虽然单位充分理解支持，但不管白天多累，倔强的李玲钰总是在夜里加班加点，把请假落下的工作进度补了回来。

　　那还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李玲钰慢慢发现，孩子会长大，但作为家长要付出的心力并不会随之减少。而她所在的岗位技术发展飞快，稍微疏于学与练，眼看着就会退步。从一入行，危机感就与李玲钰如影随形。她说，自己好像怎么也找不到让事业与家庭同时往前走的步调。

　　最精疲力竭的时候，“工匠”李玲钰甚至想过当全职妈妈。那阵子，有个画面总是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她在菜市场里，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提着买菜篮。“这种平衡比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容易多了。”

　　同一个岗位的工作，从不因性别不同而要求不同。在民航业，根据要求，管制员一旦离岗超过3个月，都要从零开始见习，其间如果不能通过理论考试、模拟机演练和口试等各种考核，就无法重新上岗。这无疑也增加了女管制员生育后返岗的不确定性。

　　2015年，周阳俊牵头组建了全国终端管制岗位的第一个全女子班组——成都终端管制室“天韵”女子班组，并成为首任带班主任。作为两次生育两次顺利返回塔台的管制员，她想让数量上处于弱势的女同事在工作中占据主动。

　　“既然当妈妈是大多数女性必须跨过的一关，积极总比消极有用。”周阳俊说自己是去一次超市都要列一张清单的人，两次孕产，她都提前将手头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作为管制中心终端管制室团总支书记和女子班组带班主任，她一方面把自己的产假定为副书记的实战培养期，让两名副书记以轮值的形式得到历练，一方面安排能力强的教员在班组里轮岗带队。

　　给他人成长空间，给自己缓冲时间。两次离开塔台，周阳俊的相关工作都在正常运转，与副书记和轮岗教员定期联系，也确保了她能在产假后快速回到工作状态中。

　　你我皆凡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和老公常常忙得几天见不着面。”和记者视频连线那天，周阳俊刚上完夜班+白班，晚上7点多才回到家。推开门，保姆阿姨正在帮小宝洗澡，大宝由公公婆婆照顾，虽然丈夫何飞还没回家，周阳俊终于可以松口气歇一歇了。

　　工作可以提前安排，生活却无法列出清单。周阳俊成为职场妈妈后，家中的4位老人承担了孩子的大部分照料工作。有了二宝后，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夫妻俩又请了一位保姆阿姨参与家庭的“后勤保障”。

　　何飞是一名警务工作者，和妻子一样，他的工作、作息也不规律，但这没有成为他缺席家庭生活和育儿工作的借口。夫妻俩和刚上小学的大女儿有一个3人微信群，如果两人都因工作不能按时回家，就通过“空中辅导”保证孩子保质保量完成作业。

　　去年儿童节，因为工作，何飞与周阳俊不能同时陪在女儿身边，两人商量后来了个“爸妈接力”。白天爸爸带着孩子参加游园活动，晚上换妈妈和女儿一起看电影选礼物。

　　2019年，同样由四川省总工会支持，郑莉率领的课题组又对四川省女职工素质开展了相关调研。在与女工匠、女劳模的座谈中她发现，家庭的支持是她们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最重要途径，也是她们能专心于工作的决定性原因。

　　来自某家互联网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73% 的职场妈妈表示小孩的教育和抚养有来自父母的支持，逾五成的妈妈表示丈夫会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有的职场妈妈还表示，哪怕丈夫更多给予的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也会让她们觉得照顾家庭与孩子虽然辛苦，但不委屈。

　　李玲钰的丈夫也是成飞公司的职工。成飞公司保留了传统工业企业的厂区特色，职工家属区集群分布，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教育资源配套。对特殊时期的女职工，企业还明确规定不安排夜班。

　　儿子出生后，夫妻俩的父母都因故不便到身边帮衬，李玲钰和丈夫决定通过错时工作来实现独立带娃。实在调不过来，再请家属区离退休的老人临时帮忙照看。

　　在郑莉看来，成飞公司的做法，很好地落实了家庭－工作平衡政策和家庭友好型政策，通过完善组织内部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职工减轻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促进职工职业发展，“丈夫的分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玲钰的压力。”

　　可“妈妈”的本能依然困扰着李玲钰。无论是孩子的身体状况还是学习成绩，“但凡有点差错，我就会觉得是自己忙于工作疏忽了对他的照顾”。今年，李玲钰的儿子即将升入初中，疫情的发生让开学一再延缓。每天上班前，她会把儿子的学习日程进行详细安排，下班后再核对进度。“要是他拖拖拉拉没做好，我都不知道是该气他不够努力，还是气自己不能时刻陪着他。”

　　郑莉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当看到平时干练的女工匠、女劳模说起家庭与孩子时五味杂陈的表情时，她才能作为一个局外者清晰观察到，“母亲”这个身份捆绑在女性身上的诸多责任与义务，“有时候所有人都忘了，她们只是个凡人。”

　　超人的解药

　　去年春节前夕，李玲和丈夫上了电视。

　　正值春运，一个在铁路一个在海路的夫妻俩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丈夫视频连线时，李玲发现小儿子在一旁悄悄抹眼泪。后来这段画面每次重播，儿子都哭得很伤心。

　　这不是李玲第一次注意到孩子们的异样。父亲角色长期缺位，对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产生了影响。她发现儿子比一般男孩爱哭；因为不像别的同学能每天跟爸爸在一起，女儿显得不够自信，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问起父亲的归期。

　　“如果爸爸在家的话……”每当两个孩子以这样的句式开头说话，李玲就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丈夫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相对较高。如果让他在年过40岁的当下辞职转行，会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较大影响。“眼下，他只能尽量缩短每次出海周期。”李玲无奈地说。

　　她可以是一切，却不能是爸爸。

　　回到家后，邓俊很快再次接管了辅导孩子功课的工作。她开玩笑说，在武汉的两个月可能会成为自己当妈妈后最专心于工作的日子。

　　教学医院竞争激烈，进修名额十分宝贵。几年前，邓俊咬牙去广州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进修，可才去了没几天，孩子在视频通话中可怜巴巴的表情就让她又是心疼又是自责。

　　邓俊最终不舍得委屈孩子。作为副主任医师，想在职业上更进一步，她需要博士学位、出国深造经历，可现在她把这些都暂时搁下了。“我是母亲、是妻子，有太多后顾之忧，有太多牵挂。”

　　2018年，周阳俊被提拔为西南空管局管制中心终端管制一室副主任，成为了600多位一线管制员队伍中的首位科级女性管理者。旁人赞赏她优秀，她却把功劳都归于家中老人的奉献和丈夫的配合，“超人毕竟只存在于童话之中”。

　　“大量职业女性不敢婚、不想育，都是被‘超人’定义吓到了。”一直致力于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四川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徐真彦表示，打破超人妈妈的困境，除了依靠家人，社会和政策的支持同样重要。

　　自2012年国家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后，四川省总一直在推进《四川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细则》落地。近8年时间过去了，目前该细则已被纳入四川省政府立法调研论证项目。“过程可谓漫长，还需要我们继续跟进。”徐真彦说。

　　与此同时，传统社会认知也在缓慢地改变着。在长期调研中郑莉发现，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进度正在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一些企业、小区开始配套建立学龄前子女托管机构。”郑莉说，下一步就是要引导社会为职场妈妈这一特殊的角色提供真正平等、更具尊重感的就业环境。

　　4月27日，成都小学五六年级开学，李玲钰绷紧了两个多月的神经终于能稍微放松一些。她终究没有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她知道，妈妈在工作中的自我价值实现和成就，同样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作用。“当个好妈妈，更要当个让孩子感到骄傲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