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建外建国饭店。（资料照片）叶用才摄

　　如今，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已在全国102家饭店中推广。 本报记者 邓伟摄

　　如今的东长安街一带，星级豪华酒店扎堆儿，其中让人过目难忘的，要数高不过9层、优雅精致的建国饭店。历经岁月洗礼，这座花园式酒店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设计，在今天看来依然毫不落伍。

　　说起建国饭店的建设缘由，现在很多人难以想象：就是要缓解北京的“住店难”。

　　建国饭店动工的1980年，28万海外游客涌入北京，但全市设施较好的涉外饭店只有11家，客房不足5000间，大批客人无奈辗转到天津、河北甚至南京、上海去住宿。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旅游饭店业很快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行业之一。冲破重重阻力，建国饭店作为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终于在1982年竣工开业。

　　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如何？引进外资效果如何？上世纪80年代初，建国饭店成了生动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样板间”，特意前来参观考察的外商络绎不绝。数十年来，建国饭店见证了中国旅游业的爆发式增长，也走上了输出酒店经营管理经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旅游业开放 饭店“卡脖子”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78年，对外开放的中国引来大批外国游客，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

　　然而，国内的旅游设施远远满足不了激增的外宾人数。

　　“很多外宾一下飞机，直接被拉去爬长城、逛故宫，晚上再送去刚腾出来的床位下榻。有时候北京实在没有床位了，得临时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再接回北京。”建国饭店首任董事长侯锡九回忆，实在去不了外地的，就安排客人睡在餐厅或会议室里。不少客人直抱怨：“我们想北京、盼北京，来到北京睡餐厅。”

　　为了尽快突破饭店“卡脖子”的难题，国务院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饭店领导小组。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要把旅游饭店“建得快一些，建得好一些”。

　　那时，北京街头的饭店并不少，但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和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建筑老化、设备陈旧、服务跟不上，和国外星级饭店相比，相形见绌。

　　只有打破住宿难，才能增加来华旅游者人数，增加创汇效益，助力国家经济建设。这是摆在当时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庄炎林面前的一道逻辑题。他的任务就是建好一批饭店。带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做好碰钉子、挨棍子准备”的嘱托，庄炎林全程主持国内首批合资企业中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两个项目的论证、谈判直至签约、建设。

　　为谈判忙得团团转的，还有1979年1月2日加入筹备组的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侯锡九。

　　国门刚刚打开，十几家“敢于尝鲜”的外资企业涌了进来。累计几百轮谈判过程中，外方权益如何保护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但侯锡九却连一部相关法律都拿不出来。

　　好几家外商因此退出。一家日本企业甚至在签署合同前放弃，直言“等你们有了法律我们再来。”

　　合资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美籍华人陈宣远来到了北京。

　　颇为尴尬的是，这位后来成为建国饭店美方合资人所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抵京了，即将下榻的北京饭店却告知没有空房间了。负责接机的建国饭店筹备组成员安清凤慌了神，紧急协调，总算找到了机场旁一家质量差一些的宾馆还有空房。

　　在没有《合资法》的情况下，陈宣远做出了重大让步：“合资方案要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陈宣远设计好了建国饭店的店徽——一个“J”字代表建国，放在圆形图案中间，两边红黄二色象征中外双方。他甚至主动约定，饭店经营10年后，外方占有的49%股份以1美元转让给中方。

　　很快，庄炎林拟就的合资协议方案在16位中央高层领导人手中流转并获得批示：“这是我国与外资合作建设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

　　作为首批引进外资试点项目，长城饭店8000万美元投资、建国饭店2000万美元投资、中国航空食品公司100万美元投资获得批复，醒目地写着“002号”的建国饭店注册商标也批下来了。

　　根据经中央批准的《协议书》，北京建国饭店的建设资金由外方筹集，采用向境外银行贷款的方式，贷款总额的51%作为中方的投资，49%作为外方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