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凉山之行 木里土司鼎力支持

　　洛克带着护照进入中国，一路上得到了木里土司的鼎力支持方才完成凉山的访问。

　　对于当时的木里，洛克是这样描述的：“木里王统治着一块方圆9000平方英里的地域，比马萨诸塞州略大，但只有22000名诚实谦卑的人民。由于大部分领土都位于山区，因此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耕田地，除了沿理塘河以及巨大山脉的山脚下有一小片可耕田地。虽然木里是首府，但这里其实只是由一个340间房屋组成的喇嘛寺庙，居住着700个喇嘛。而其他村民则散居在木里以外的山脚下。这些村民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而且还十分惧怕喇嘛王和其他的喇嘛。除了木里，它还有18个附属寺院，3个大规模的和15个小规模的寺庙。”

　　当时的木里土司由大喇嘛兼任，是境内最高的政教首领。土司分别在木里寺、康乌寺和瓦尔寨寺设有三座衙署，实际就是三座土司衙门。大喇嘛按照上述顺序，每年轮住一寺执政，三年一返，周而复始，总管全境。凉山木里藏族土司制度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大喇嘛王位世以喇嘛和尚承袭，并不娶妻生子，病故以胞弟袭，无胞弟以胞侄袭。大喇嘛、贵族统治着百姓、庄子、佃客和并户等。

　　在众多进入凉山的西方人中，洛克是个“幸运儿”。

　　当时的大小凉山彝区处于极端封闭的环境中，保持着原始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没有外人甚至汉人敢轻易踏上彝人的领地，就连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官吏、军队也都难以进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位名叫布鲁克的英国探险家只身来到凉山，前往腹心地带，他的到来打破了彝区的“宁静”，这个“从天上来的”金头发蓝眼睛的“歪果仁”并没有得到彝人的青睐，却在彝人的赌局中成为“牺牲品”（当时昭觉的两个彝族头人以敢不敢杀死这个外国人打赌，在遭到布鲁克反抗后，被在场的人群围攻致死），血气方刚的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布鲁克事件”因涉及外交，清政府迫于英国政府压力，同时借此征剿，派四川总督赵尔巽分兵两路围剿牛牛坝。对凉山的围剿，赵尔巽还有进一步打算，他在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910年4月3日）上奏《为增设昭觉县治控制夷疆，拟设官缺以资治理彝民事务折》称：“交脚处凉山之中心，当建雷之孔道……交脚设县拟定名为昭觉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交脚处夷巢环拱之中，自非峻城高垒不足以资防守，现由设治委员将应建城庙衙署营垒勘址绘图……”分析了昭觉一带的地理、交通、物产、民族等状况，建议设置昭觉县，委派官员前往管理，再修建县城以加强防守，昭觉县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

　　当然，清代也有不少成功进入凉山的外国人，法国传教士光若翰·格勃利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若翰在西昌传教，受到了当地居民的驱逐，但他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施压，并以朝廷授予的要员身份次年再次回到西昌，光绪三十年（1904年）天主教传入西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若翰在今西昌城内后营巷肖家祠开设小教堂传教，后迁至三衙街，建立了“永安公天主教堂”。随着光若翰的传教脚步，明清时期大量传教士先后进入凉山，前往西昌、德昌、盐源、米易、冕宁、会理等地传教，其中亦不乏有人假借传教之名，产生了谋取私利的念头。清宣统三年（1911年），一名叫做罗尚得甘兰的传教士借传教之名，偷运西昌地区一批文物古董及珍稀动植物标本，被黄联坡团总张国政（字耀堂）发现并扣留，争执中张国政杀死其保镖。事发后，罗尚得甘兰收买清政府官员，将张国政列为“外交案重犯”，终于引发了震动西昌的“张耀堂起义”。但起义很快以失败告终。文/黄婉琳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