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比尤拉和贝尔瓦从未在崇拜者那里获得真正的同情，人们只是在新闻报道和司法审讯这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下，肆无忌惮地消费着香艳的肉体和刺激的故事。剧中的洛克茜和维尔玛也是如此，她们固然是名义上的主人公，其实却不具备推动情节的能力，只能听从弗林律师的任意摆布。

　　但是，沃特金斯固然看穿了这场黑色闹剧中的病灶所在，却依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因为自己的报道和创作，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

　　这位作者始终认为，自己当初为《芝加哥论坛报》所撰写的稿件，为全民消费“最美凶手”的娱乐狂欢提供了猛料，并且因此遮蔽了两个凶手的罪行，最终成全她们重获自由。她试图借助话剧版《芝加哥》揭示这其中的荒诞性，可是这部作品的演出海报上，洛克茜和维尔玛妖冶的形象，以及渲染案件戏剧性的夸张宣传语，依然是其最抢眼的噱头。该剧在百老汇的首轮演出多达172场，口碑和票房取得双赢，但是观众究竟为何而来，沃特金斯应该还是心知肚明的。

　　真正让她绝望的，应该是好莱坞两次电影改编的失败。

　　早在1927年，即话剧版《芝加哥》首轮演出的同一年，这部作品便以黑白默片的面貌登上了电影银幕。但是，相较于话剧版强烈的讽刺色彩，这一同名电影版本着实过于保守。也许是为了应付审查的需要，该片在结尾处做了较大改动，几个犯下罪行的主人公最终都受到了惩罚，营造了一种道德胜利的虚伪假象。

　　1942年，知名导演威廉·奥古斯·威尔曼(William Augustus Wellman)再次将《芝加哥》以《洛克茜·哈特》之名进行翻拍，而这次改编简直是灾难性的。片中，洛克茜被塑造成了被冤入狱的替罪羔羊，律师比利·弗林则成了伸张正义的楷模，原话剧版本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最终呈现的不过是一出庸俗的情节剧。

　　晚年时的沃特金斯认定自己笔下的这部话剧作品是不宜被改编的，因此，当音乐剧版《芝加哥》的导演鲍勃·弗西(Bob Fosse)在上世纪60年代找到她商洽改编该剧时，沃特金斯断然拒绝。直到她于1969年因肺癌去世之后，弗西才辗转获得了改编权，并于1975年将该剧以音乐剧的形式重新推上舞台。

　　幸亏有了这样一个改编正确的版本，《芝加哥》才被证明是具有经典价值的。

　　音乐剧版《芝加哥》，以及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翻拍的歌舞片《芝加哥》，皆是对原版话剧精神主旨的忠实继承。弗西及其合作者约翰·肯德尔(John Kander)、弗雷德·艾伯(Fred Ebb)用华丽的歌舞和紧凑的剧情，重现了沃特金斯所经历的那个迷乱的爵士时代，并且将其打造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时尚秀场。

　　在炫目的舞台手段包装之下，《芝加哥》中制造了一地血腥的女囚们，终于彻底成为娱乐场里的玩物。而观众既是剧中案件的围观看客，又是声色犬马的消费者，一边批判着对女性的物化和娱乐，一边又在这种物化和娱乐中接受批判。于是每一句欢愉的唱词都是罪恶的诱惑，每一次热烈的掌声都是莫大的讽刺。

　　该剧尾声处，两个女主人公在逃出生天后这样唱道：“没有什么能够永恒，在五十年或者更久之后，总是世事变幻，终究物是人非。”似乎是对过往历史的慨叹，又像是对未知明天的困惑。近一个世纪过去，时间终将所有的罪掩埋，只是没有人知道，那片曾经被黑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是否又会滋生新的恶之花。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