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来信赞成简化汉字

　　简体字推行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人认为，繁体字承载了中国文化，不应被简化，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已经熟练掌握了繁体字，对简体字不上心，甚至看着不顺眼。即便这样，在北京简体字还是在学生教育和扫盲工作中受到欢迎，迅速推行开来。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好写、好认永远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本报就曾接到多位读者的反馈。

　　当时的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工人高秀田说，他过去没念过书，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学习的机会。但年岁已大，一看到黑压压一片方块字，特别是笔画多的字时，就感到头痛。第一次上课时，‘黨’字就把他给难住了。一数笔画，好家伙，20画，一笔一笔写，结果用了30分钟还没有写会。实行汉字简化后，“黨”字写成“党”，再写这个字时，就再不像以前那样为难了。“因此我赞成汉字简化，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好处。”（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3版，《汉字简化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教师杨炳吟也来信说，由于有些字难记难写，孩子们很喜欢模仿简体字的写法，但过去流行的简体字写法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便鼓励孩子们学习。自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后，先后又发表了两批试用简化汉字表，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那些简化的汉字。（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3版，《小学教师和学生欢迎简化汉字》）

　　滥造滥用简体字得到纠正

　　简体字随后迅速推广，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有人误认为写字笔画越少越好，所有的字都可以用同音字来代替，甚至出现了不少自造的简化汉字。如“舞（午）蹈”“停（仃）车”“大街（亍）”等。（1962年3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怎样减少学生的错别字》）

　　各种滥用的简化字困扰了不少人。本报曾集中刊登读者来信反映的此类现象。例如，当时的延庆县王木营中学语文教师常征反映：从初中三年级同学的作文中抽出几句来看一看：走向学校写成走“象”学校；个人主义写成个人主“意”…… （1963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对滥用滥造简化字的意见》）

　　读者张鸿反映：在市酒仙桥职工医院看病时，发现“交费口”写成“交弗口”， “检验科”写成“杄验科”，“严禁入内”写成“严进入内”等。

　　读者李志信、陈景昌反映：发货票上开的有“无介甬”即无盖桶，“皮不”即皮钱，“皮佃”即皮垫，“皮〇”即皮圈，“元球皂”即圆球罩，“千比”即铅笔，“将胡”即浆糊。（1963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2版，《对于滥用滥造简化字的意见》）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在当时甚至给人们在商店购物、在饭馆就餐和邮件投递都造成了困难。

　　为纠正社会用字混乱，便于群众使用规范的简化字，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并要求社会用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1986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

　　第二次简化方案草案被废止

　　经过几年的酝酿，1977年5月《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审批。“二简”草案随后开始征集群众意见。

　　“二简”草案分为两个字表，共收简体字462个，类推出来的简体字391个，合计853个，外加简化偏旁16个。比如，用“元”代“圆”，用“坐”代“座”，用“欠”代“歉”，用“胡”代“葫、猢、蝴、糊”，“葫芦、猢狲、蝴蝶、糊涂”，简化后写为“胡芦、胡狲、胡蝶、胡涂”。（1977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汉字的简化和〈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简化，“二简”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后来被废止。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在1986年9月2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二简”草案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左”的思想影响，急于求成，简化的字数过多，群众接受不了，现在予以废止。国务院也发出通知，强调指出，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1986年9月28日《北京日报》1版，《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本版文字：侯莎莎 制图：焦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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