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丰富了春秋史研究的材料

　　春秋时期是中国早期社会剧烈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由于有《左传》《国语》等文献的支撑，相对而言是比较明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左传》《国语》对春秋历史的记述并非面面俱到。正如童书业所说，“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春秋》与《左传》记晋楚之事尤为详尽，其他诸侯国则明显要逊色得多。《国语》虽有八国之语21卷，但其中仅《晋语》就独占9卷，甚至根本就没有“秦语”，这与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地位也是不相匹配的。

　　幸运的是，清华简中新发现了多篇属于“语”类的春秋文献，可以大大弥补《左传》《国语》的不足。其中记载秦穆公与楚国申公子仪对话的《子仪》，开篇讲“既败于崤”，从省略的主语“秦穆公”或“秦”来看，应是一篇佚失的“秦语”。而《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有关郑国的古书或可归为“郑语”，提供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左传》《史记》的记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状况与政治形势的认知。而有关晋国的记载虽然已经很丰富，但史料的发现当然是多多益善。清华简中的《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讲述了晋文公重耳流亡、复国以及一战而霸的历史。《赵简子》则是晋国赵简子始为卿入朝，范献子与成鱄对其训导劝诫的文辞。这些大概都属于“晋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越公其事》一篇，其中讲吴越争霸的内容大都可与《国语》的“吴语”“越语”对读，显示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除了丰富的“语”类文献，史书《系年》篇对于重建春秋史也有较大价值。该篇以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兴衰更替进行了详细描述，许多地方可以纠正传世史料的错误。

　　5.丰富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清华简新见古书中所体现的丰富思想内涵，便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比如《尹诰》篇中商汤、伊尹对“民”与“众”的珍视，体现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厚父》篇反复强调敬天重德，反映出周初的德治较商代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厚父》篇中的“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一语，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理念。

　　清华简的第八辑整理报告集中公布了多篇讲述治国理政之法的古书。《邦家之政》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将会导致国家兴盛与衰败的种种行为，告诫执政者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邦家处位》篇则从肃清吏治的角度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失度带来的严重后果。《治邦之道》篇全面分析了治理国家应当遵守的准则，并特别强调了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天下之道》篇则借用攻守之道来说明古代圣王得天下的关键仍然在于得民心。《心是谓中》是一篇充满思辨智慧的文献。该篇试图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与本篇重点论述的“身命”概念辩证统一起来，并最终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念。篇中的“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等语，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这一哲学思想在古代文献中较早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