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于商代历史的补充

　　商代的史料较之夏代无论是在体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但据之重建商代史依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甲骨文研究虽然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但其内容过于单一、材料过于分散。《史记·殷本纪》是关于商代历史的系统记述，司马迁在篇末归纳编纂该卷的方法是“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也就是说相关记载绝大部分乃是化用《尚书》《诗经》之文。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能够看到的商代“书”篇就已经不多了，大致仅剩《汤誓》《盘庚》《高宗肜日》等寥寥几篇。受此影响，从《殷本纪》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篇记成汤、盘庚事较详而其他诸王则十分简略。这当然是由于成汤、盘庚功业赫赫需要浓墨重笔地进行描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司马迁所面临的史料匮乏的困境有关。

　　值得庆幸的是，清华简中发现了多篇前所未见的记载商代历史的古书，大大充实了商代史料。属于成汤时期的有《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篇，详细记述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伐桀的过程以及代夏之后的治国之道。属于武丁时期的则有《傅说之命》三篇，完整地展示了武丁梦得傅说并以之为相的历史。此外，《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篇虽是后代托古之作，但也侧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属于可资借鉴的间接史料。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发现，虽然不足以完全覆盖商代历史的全部链条，但对于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史来说已经是重大推进。

　　3.对于西周历史的纠正

　　西周时期的历史，由于其文献留存在三代中最为丰富，加之大量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发现，本身已具备了深化细化的条件。而清华简中重新发现的古书，对于丰富西周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个别重要问题的纠正方面。比如周人所艳称的“文武受命”与“文王称王”等问题，过去由于文献记载多有抵牾，长期以来都是聚讼纷纭。清华简的《程寤》篇，虽然存目于汉人所编的《逸周书》中，但是文本在唐宋之后就亡佚了。简本的重新发现，为我们还原了文王去商在程，与武王并拜吉梦代商受命的全部过程，“文武受命”问题也可据之彻底厘清。清华简中最早公布的《保训》篇，内容是周文王去世前所作的遗言，开篇的“惟王五十年”一句，明确指出是时文王已在位称王，有力回击了汉代以来文王生前未称王的观点。此外，关于“西伯戡黎”是哪位西伯、武王卒年、成王即位年龄以及周公“居东”还是“征东”等经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在《耆夜》《金縢》《系年》等篇中均有重要线索。

　　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也存在着关于早期的记载多而中期、晚期少的情况。传世《尚书》的“周书”中，属于西周中期以后的只有穆王时期的《吕刑》一篇。清华简中多篇西周中晚期古书的重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这种差距。穆王时期作成的《祭公之顾命》篇虽然在《逸周书》中有文本传世，但比照两种文本可知传本多有舛误，简本在“三公”制度等关键之处可以补充相关史事。新近公布的《摄命》，是一篇西周中期的重要册命文书，篇幅将近千言。关于其作者，目前有穆王与孝王两种意见。如果后说可以成立，那该篇就更加珍贵，因为此前并没有任何一篇孝王时期的文献得以传世。《芮良夫毖》虽属诗歌体，但是该篇借厉王名臣芮良夫之口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关于厉、宣、幽三朝历史的记载，还见于前所未见的史书《系年》篇。《系年》关于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灭亡等历史事件的记载与古书或依或违，为我们理解西周晚期以及两周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族与古国在这一时期迁徙、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也可以在清华简中找到记载。《系年》第三章记载了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曾将秦人从商奄迁徙到邾吾，十分明确地讲秦人来自于东方，颠覆了过往对秦人起源的认识。出自楚人自记的《楚居》篇则详细叙述了楚国的族源，包括先君季连的降生、楚人称号的得名以及历代国君在南方迁徙与发展的过程等，为研究楚国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