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屈原并非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的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国富民强安居乐业，免受敲诈勒索、颠沛流离之苦。他虔诚地渴望国富民强，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

　　然而，楚国的政坛却存在着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和眼光。以王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势力深深地左右着楚怀王的决策。以屈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实施政治体制改良。当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受到威胁时，两种势力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贤明的政治，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可是，楚国执政者多为奸佞，他们只知道追逐一己之私，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排斥迫害贤明人士。因此，屈原极力主张“举贤而授能”，只有让德才兼备的人士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读《惜往日》，我们可知，楚怀王曾委托屈原立法、执法。屈原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进一步变法，集中国家的重权，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楚怀王便将修订法令法规的大事全权委托屈原。本来，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靳尚等人的嫉恨，加上楚怀王又把起草宪令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这更让靳尚之流眼红了。于是，早就“争宠而心害其能”的靳尚在这紧要关头就不得不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他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楚怀王很生气，于是疏远了屈原。

　　以上记述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从情理上说，对屈原一向倚重的楚怀王这时竟然为一件事、一句话便改变态度，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屈原被楚怀王疏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封建社会所谓的变法，说白了，就是变换权力，把偏于守旧的旧有贵族手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夺取过来，一部分集中到君王手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锐意变革的新兴的利益集团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王无不通过变法加强自己的权力。如果一场变法不仅不能加强君王的权力，反而把他从权力的巅峰上拖下来，那他会怎么办？毫无疑问，他将立即终止变法，对法令的制定者或疏、或逐、或囚、或杀。

　　屈原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楚王族三姓（屈、昭、景）中，屈氏势力最大，地位最为显赫。楚国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屈氏人物出场。而地位极高的左徒一职，常为屈氏垄断。一旦屈氏有所不忠，楚怀王极有可能被赶下台去。靳尚、子兰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说屈原泄密，也就是暗示泄给了屈氏；而诬蔑屈原自矜其功，则直接点出屈原已经危及王权的威势。楚怀王为保自己的王位，立即终止变法，疏远屈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只有楚怀王疑忌这一方面的原因，屈原也许还可以对付，还能等待时机，尽释嫌疑，东山再起。可是，还有来自另一方面的攻击，屈原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

　　屈原是在屈氏一族的扶植下登上左徒之位的，族人将他推上全族最高的官位，自然希望他为本族谋取利益，最低限度也不要损害本族的利益。可惜，变法的矛头所向将要使包括屈氏一族在内的贵族集团利益受损，这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了，屈氏家族自然不会支持变法。

　　翻开《离骚》，我们发现屈原曾培养一些支持者，但是他们都在邪恶势力的高压下纷纷变节了；即使楚怀王，也是一个信谗亲佞的昏君。屈原无可奈何，“哀众芳之芜秽”。可以说，在这事关楚国兴衰乃至存亡的改革中，屈原是个孤军奋战的独行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