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南开百物志》,南开大学文博校友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推荐理由:百物,或许不能涵盖南开百年历史,也不是精确的数字含义,而是以“百”喻“多”,以“百”喻“长”,借此百年校庆的时机,搜寻珍贵的历史遗存,老照片、旧物件、建筑物……摩挲点点滴滴的历史之痕,试图还原那些消失在时空隧道中的人和事,为南开的历史增加些许可触、可感、可见的内容。
本书以“名校肇造”为开篇,接以“风物南开”“苦难辉煌”“允公允能”“夫子循循”,共五个篇章。全书图文并茂,以小见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南开历史的窗户。
筹款捐建南开
严修、张伯苓不仅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在南开学校的创办过程中,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从办学经费来源这一项而言,由于南开学校的民办私立性质,不同于官办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主要资金来源全部依靠社会捐资和筹款。
向社会各界筹款办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严修和张伯苓知难而上。已近花甲之年的严修,常以多病之躯与张伯苓一同站在筹款的第一线。
1919年1 月,严修与张伯苓经常不顾严寒,奔波在天津与北京之间,就如何办好新建大学,与蔡元培、胡适讨论,随后,他们又往返太原、保定、南京等地,遍访各省军民长官、教育当局、社会名流等,请求捐款助学。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开学校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个人捐款,其次才是基金会赞助和政府补助。据张伯苓之子张锡祚回忆说,为兴办南开学校,除郑菊如捐赠土地以外,还有“徐菊人、卢木斋、严子均等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这里的徐菊人和袁慰亭,就是在民国初年曾担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
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灰心。张伯苓曾说,我虽然有时请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因为锲而不舍地常年奔波筹款,张伯苓甚至被人戏称为“化缘和尚”。
1919 年,南开大学成立后,为筹措资金,严修、张伯苓除拜访徐世昌、黎元洪等重要政治人士之外,还专程赴南京,拜访了江苏督军李纯和诸多社会名流,共筹集办学经费 8.5万余元。1920 年,张伯苓再次赴南京筹款,除获得张组绅每年3万元捐款外,还获得李纯“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的遗赠。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可以看出,当时捐款数额在5000 元以上的人士,还包括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袁述之、李典臣、王占元、靳云鹏、陈芝琴,甚至还包括傅作义和张学良等人。正如张伯苓先生后来所言:“回忆四十年来,我南开津渝两校之发展,例如校地之捐助、校舍之建筑、校费之补助,以及图书仪器之扩充,奖助金额之设置等,无一非社会人士之赐,社会实可谓南开之保姆,而南开实乃社会之产儿。”
虽然获得捐赠,但南开学校一向颇为自立,南开人的骨头是硬的。张伯苓先生曾派张彭春去美国募款,出行前张彭春即发表公开声明称:“我们之募捐,既非投机性质,又非教会学校受人限制。余此次出去,决不受任何有限制之捐款,因为南开是靠自己发展的。”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校训,是南开办学理念的凝结,是南开精神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一代代南开人所坚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
南开初创,被张伯苓先生称作“校父”的严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后来张伯苓先生化《诗经·鲁颂》“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意指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炼出“日新月异”,组合而成南开校训。1934 年,在南开学校创办30 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校长张伯苓正式宣布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
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所有南开人的情感纽带,也是“巍巍我南开精神”的高度概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不仅要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一部南开校史,就是一部优秀知识分子赤诚报国、拼搏奋斗的历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犹如灯塔一般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 “公能校训”赋予南开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1937年7 月29 日,南开园几乎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张伯苓校长代表南开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后与北大、清华辗转南迁,共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浴火重生,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公能校训”成为南开人学习、工作的精神动力,而南开人在各行各业所作出的业绩,一方面证明了南开学校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又弘扬和彰显了南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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