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7日上午，在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视察。在南开大学校史展览馆，习近平总书记放慢了脚步，他驻足在一幅幅照片、一份份史料前，端详着、思考着。他精辟地说：“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

　　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是有依据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以私立南开小学、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南渝中学、蜀光中学及南开大学构成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建立及迅速崛起，其教育理念之独特，优秀人才培育之兴盛，学校文化培育之成熟，烘托出令人注目的“南开现象”。其中，老校长张伯苓身体力行，以“允公允能”为教育宗旨，在南开学校教学中通过思想教育，时刻灌输爱国、报国理念，以“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为育人之本，产生了极好的育人效果。概括起来，特点有五。

　　一

　　“第一当知爱国”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在20世纪初激发出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潮流，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即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张伯苓以“教育救国”为追求，视人才培育为民族素养提升、凝聚力增强、工业振兴、融入世界潮流的根基，他倡导的“允公允能”办学宗旨，即重在“‘公’能化私、化贪、化小，‘能’以去贫、去弱、去愚”。他深知“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因此，他把南开办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为国家办教育”，要“为教育和影响年青一代奉献毕生的精力，使中华民族摆脱落后的局面”。强调“南开与中国同一命运，南开与中国同一前途”。显然，张伯苓对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及人才培育的设计，有着知识传承、职业训练之外提升国家实力、发展经济、服务社会的宏大眼光。

　　张伯苓认为，传统中国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单位，“吾人多知自己及家族，而思想眼光多不知社会之必要，此当提倡促国人有社会的自觉心”。他称南开是“社会之产儿”，社会是“南开之保姆”。1928年制订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在南开系列学校里，每周都有给学生开设的“修身课”，除了必要的修身要求外，还把爱国的理念融入其中。学校以师生演讲、辩论会、名人报告会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国情、国难；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调查活动，深入天津市及华北乡村，了解天津租界历史、经济状况和民情民风。

　　在强调爱国的同时，张伯苓也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爱而知其恶”，对国家需要改革之处深入了解，不护短。他说，“对于本国爱特甚，无论事之善恶、理之曲直，凡属己国即爱之”，这是不对的，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粹导向”，不利于青年养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和国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