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德育

　　为万事之本”

　　张伯苓认为，教育的关键不在于“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他认为，教育不是单纯的教书，学生品质的养成不只是练内功，应进一步“教学生行”，“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要求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品格。他以公德为标准视人，“凡能对于社会有益之事，勇往直前，见诸实行者，乃为道德之人”。

　　在南开学校的学生宿舍，进门处都会有一个穿衣镜，上面镌刻着著名的“容止格言”，要求大家每天观看执行，注重精神风貌。

　　在南开，张伯苓还特别注重体育，身体力行。他甚至说“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做校长”。对体育的特殊强调，源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及20世纪初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甚至把体育的普及与国民性改造相提并论。他以各种方式推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南开的篮球、划艇活动闻名，以召开南开运动会的经验推至创办华北运动会，再将之融入全国运动会的赛事，给体育活动赋予了一种振兴民族、提升国家形象的色彩。

　　三

　　科学与务实

　　除了要培育学生有爱国之心和良好道德情操外，“能”的训练同样重要。张伯苓曾言，学生要具有“活泼、冒险、勇敢与追求学术与真理的渴望”，在求学期间“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他深知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国人最急需的“莫过于科学精神与方法”，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科学态度的现代人，使之“思想有系统，观察正确，判断忠实；同时更培养其独立之创造能力”。他直言“二十世纪为科学时代，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易言之，无科学即无国家”。

　　针对长期农业社会养成的散漫风气，张伯苓认为，要使中国能自强、尽快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批拥有先进知识的中国人踏实肯干，他多次批评当时学生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务虚不务实，对于‘做’上，太不注重”。因此教育不能只满足于教书、教学生，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大中学的教育均不能“为抽象的定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要求学校要“造成环境，使学生多得‘开辟经验’的锻炼，以养成其‘现代能力’”。

　　在南开中学，力求使知识学习与服务国家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以后，南开中学即将傅恩龄编写的《东北地理教本》列为教材，名为地理教材，实为忧患之书。张伯苓在此教材上题词：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南开大学为服务天津化工业专门设立化工学科；为提升天津经济对天津各大工业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为考察中国经济专门进行天津市场货物批发指数的统计。正是在这样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中，逐步形成了务实、踏实、忠诚、理性的南开学生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