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谋学校生活

　　与社会生活之联络”

　　张伯苓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青年人以社会服务心”。他说办学“要自问是否与教育宗旨相合？是否与教育学生之目的相合？……试问学校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于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造成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剧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

　　在张伯苓看来，思想教育并不能只满足于课堂灌输、理念解释和窑洞说教，必须要将正确的理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可能引发学生兴趣、规范学生个性、在学以致用中真正入心入脑。张伯苓批评1930年代中国教育的崇洋之风，特别指出“社会科学，根本必以某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告故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定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他甚至尖刻地批评一些“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主持成立“社会观察委员会”，定期组织学生对各行各业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南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课，以学生为中心，以开放式的办学形式，使学生在了解社会的同时增强其作为精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曾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叶笃正先生回忆道：“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

　　五

　　“学校当有

　　独立之校风”

　　张伯苓特别强调校风、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个人应具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有独立之校风”。张伯苓认为，以“公”“能”二字为主导，强调南开的精神就是“立志、冒险、前进、团结”，就是“傻干”，就是“无论多难，亦开”，“南开精神，就是长进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和奋斗或苦干的精神”，这也是校风建设的核心意义所在。

　　在张伯苓主导下，南开突出在师德师风、学风学纪、文明举止、生活作风、团体精神、校园环境、文化活动各方面，多方下手，同步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向上、自治、自觉的氛围。教师和职员要行为自律，同时对学生行为进行调控和引导，使学生在信任、宽容的氛围中发扬个性、自由思考，逐步形成文明、博雅、严谨、求实、活泼、开放的校风，南开学校的形象逐步清晰，南开学生所特有的形象及举止，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

　　如上所述，张伯苓一生都特别强调南开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试图通过在知识传授的同时给新一代国民灌输“公”的理念和“能”的技艺，直击时流归纳的“贫、愚、懒、弱、散”等国民性弱点，强调一个落后民族在融入世界发展趋势中必须要具有的综合素质：爱国、为公、团结、理性、实干。因为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南开学校在持续的成长中始终努力进行着以爱国敬业、艰苦创业、团结凝聚为核心的思想教育，他相信：办教育就在于“信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知识传承与道德品质，是承载中国负重前行的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张伯苓是这样认识的，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正因为此，南开校风、南开教育才会享誉天下，南开的人才得以层出不穷。显然，一代先贤张伯苓是试图站在南开这个小支点上，努力影响各方，锻造一个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群体，共同开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追逐现代化潮流的进程。

　　1929年，张伯苓曾讲“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这一人生梦想，历经80余载风雨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终得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勉励学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你们心中总要怀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只要我们不懈努力，“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中国必将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必将告慰以爱国、敬业为理念、以育才服务振兴国家为志愿的张伯苓先生！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