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日记手稿第一页

　　《日记的鲁迅》

　　王锡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陈占彪

　　“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

　　这是鲁迅自己所说的他的日记内容。

　　就鲁迅所遗留的文字来说，恐怕只有其日记，最能记录其“真实生活”，但同时又最为“无趣乏味”。论理对研究者来说，鲁迅只言片语都可谓吉光片羽，然而，鲁迅一生中留下的24年日记（自1912年5月5日随教育部北迁至1936年10月18日去世前一天，除过1922年日记丢失），这么一个“巨大的”鲁迅自记的日常活动的一手资料，却对一般的读者、甚至研究者来说，“没什么好看的”，“用处不太大”。

　　一部“备忘录”式的日记，谁要看？

　　老实说，他的日记读起来，或索然寡味，味同嚼蜡，或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因此往往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说其索然寡味，味同嚼蜡，是因为其日记所记，几同流水账本，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信件收发、银钱往来、访客会友等，很少有感情之流露和评判。说其云里雾里，莫名其妙，是因为其日记惜墨如金，极为简约。一堆骨头，几无血肉。更不用说有时用只有他“更”明白，甚至只有他自己才能懂的各种代称、“隐语”。

　　什么原因使得鲁迅日记如此不耐读呢？

　　鲁迅曾说到写日记有两派。一派是“是写给自己看的”，无须摆空架子，从中“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此为日记的“正宗嫡派”。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日记正是如此。比如，胡适早期的留学日记、季羡林日记等。“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从中可见年轻时的季羡林的真面。一派是“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我们姑称之为“别宗”。他的同乡李慈铭记日记就是如此，其实，像晚清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出使欧西日记，也多是以著述为目的的。

　　然而，他自己的日记，却不同于以上两种，更像是以供“备忘”的“备忘录”。“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他说，“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鲁迅：《马上日记》）可见，他的日记正是这样一种为自己“备忘”的“备忘录”。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然，并非只有鲁迅如此记日记，徐世昌日记亦是如此，徐的日记更是乏味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度。当然，今天，我们看到鲁迅“这个样子”的一种日记，并不必为之遗憾，因为他的感情、思想、创作和学术都体现在自己的种种著述之中，不必再以日记的形式来著述。

　　作为备忘性质的这“第三种流派”的日记，鲁迅日记可以说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一来这是他“为自己”写的，他不仅不存公诸于世之心，而且还排斥人看他的日记。当他发现曾寄居他北京家中的远房亲戚车耕南偷偷翻看过他的日记后，他于1932年北上省亲时就将日记带回到上海身边。有时防止意外，提及一些敏感人物、事件时，他甚至用了种种“障眼法”，即便外人看到，亦看不出所以然来，这都足见其拒人千里之外之用心；二来因为他的日记是“备忘”性质的，记录得相当简约。

　　这样的日记就是摊在人家眼前，谁要看？谁看得懂？

　　可是，鲁迅日记虽说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但鲁迅毕竟是名人，一经去世，其日记在形式上就不属于他自己了，大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嘛，不必像车耕南那样偷偷翻，这在他生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问题在于，虽然人人可得以看到他的日记，但在内容上，却因其“备忘录”的性质，实质上却仍然属于他自己，只言片语，这只是一个个“线头”，线头后的，所记何事，对“局外人”来说，不甚清楚，甚至“茫然不知”。

　　这是鲁迅日记所遗留给世人的难题。

　　如何从这“线头”牵拉出背后的“故事”、甚至“隐密”？如果鲁迅活着，这一切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鲁迅死了，怎么办？

　　注释鲁迅日记

　　最近，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锡荣先生的一本新著，名为《日记的鲁迅》，就是对让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敬而远之的鲁迅日记加以解读的著作。

　　这样的书，不能说只有王锡荣先生才能写出，至少王先生是极少数解读鲁迅日记最合适的人选。他先后分别参与了、主持了1981年、2005年的《鲁迅全集》的日记注释工作。1976年，国家出版总署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上海复旦大学负责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日记（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的编注工作，时为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的王锡荣就参与了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为了完成这次注释工作，他们查找了一切鲁迅日记中提到的人和事的史料，并走访了当时尚在世的相关人物，从中抢救了诸多活史料。这次注释工作恐怕也为王先生从一个“钢铁工人”成长为后来专从事鲁迅研究的鲁迅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这些成果最终体现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后来王锡荣又担任了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日记注释工作负责人之一。

　　40多年后的今天，他拿出一本《日记的鲁迅》，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这些工作做基础，没有40年如一日的鲁迅研究功夫，这样的书，是没法写成的。所以说，这样的书，不能说王先生是“唯一”的人选，至少也是“唯二”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