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见证者，我们是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东西的”

　　19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拍打着剧院的大门，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从“探索戏剧”变成了“戏剧危机”，戏剧界到了不得不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刻。此时，林克欢接任了青艺院长职务。

　　1996年初，林克欢正式走马上任，摆在他面前的是观众的冷落与戏剧人才的严重流失。“一个演员出去随便拍一个影视剧就是几十万，可是留守在家里的演员一年到头才几万块。再不把机制搞活，戏剧舞台根本留不下人了。”林克欢带领剧院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不拘一格地吸纳人才；先后建立了监制人制度和制作人制度，剧院的全体员工都可以来竞选制作人的岗位，让剧目的盈亏与制作人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招收了专业人才成立营销部，与部门签订全年的经济指标合同，尽一切可能让青艺恢复活力，也尽一切可能让坚守舞台的戏剧人得到回报。“后来我和领导班子商量买了几十套房子，给在青艺工作多年的老职工调整了住房，工作三年以上的人都分了房，这是我当院长做的最出格的事情，也是最大的功德。”

　　林克欢的六年任期过后，刚好是一个新世纪的来临。文化部开始规划一个重大改变，欲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建成中国国家话剧院。林克欢坚决反对，在他看来，世界各国的剧院都会为自己拥有古老的传统而骄傲，而青艺1941年诞生在延安，他希望看到青艺代代相传，成为百年剧院。林克欢见与自己谈话的几个官员连青艺的历史都不了解，便更加气恼：“你们根本不知道文化的传承。”此后，林克欢开始拒绝出席任何有关新剧院建设的会议。林克欢早已把青艺当成了家，一草一木皆不忍别。

　　2001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宣告成立，随着60岁的青艺告别历史舞台，60岁的林克欢也开启了新的生活。

　　林院长退休以后，又勤恳地做起了林教授、林顾问与林导演。他应邀去到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等多所大学讲课，还在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话剧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剧团等诸多机构与院团中担任文学顾问。除了授业解惑，林克欢还破天荒地做起了导演。“我导戏不是为了当导演，而是为了去熟悉排戏的整个流程，这对我做学术研究和戏剧批评非常重要。”在剧院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林克欢，竟仍嫌自己对排戏这件事不够了解，他在香港排了《乌布王》《傻姑娘与老枯树》等五个剧目，还为太原杂技团排了一个大规模的儿童剧，带着一群十来岁的娃娃到香港去演出。“在自己导过戏以后，再下笔写文章就不会那么冷。搞创作、搞评论都是个人的事情，但导演在排戏过程中是要不断做出调整与妥协的，有了自己导戏的经验以后，就知道下笔不能武断。”

　　到了2015年，74岁的林克欢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唯有戏剧评论人这个“职务”他割舍不下。即便是眼前的阴霾日渐加重，时常是举着高倍的放大镜都看不清字迹，但每逢业界有重要的演出，林克欢还是会亲往观看，评论文章也在夫人的协助下照发不误。

　　两个半月前，林克欢冒险去做了眼部手术，十分幸运的，手术结果令他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于是他又开始谋划两本新书的撰写。林克欢的心中正惦念着一批台湾戏剧家，“从艺术史、观念史和思潮史上来说，他们极端重要”，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创作至今无人言说。同时他也惦念着大陆戏剧发展进程中的几多人和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场合还没有留下资料”，“作为见证者，我是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东西的”。

　　对于林克欢而言，与戏剧休戚相伴五十载之后，再著书已不为立说，而是为着对历史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但是该干的事情还有很多，肯定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完的，我也已经想通了，或许大多数人都是无法在生前了结自己所有心愿的。”